2015-02-02

陳昭如:別拿文化當藉口

針對眾所關注的憲改議題,民進黨舉辦憲政研討會商討其憲政主張,最後達成廢考監、下修參政權與修憲門檻、進步人權入憲等共識,但針對中央政府與國會體制所產生的共識則是:因純然總統制或議會內閣制與臺灣現行政治文化並不相容,為求憲政體制完整設計,應再行研議。


我們樂見民進黨願意回應公民社會的訴求,朝向提出全盤憲改的主張踏出一步。中央政府與國會體制完整設計的說法很有道理,考量臺灣政治文化的理由也是官冕堂皇。不過,令人疑惑的是,到底什麼是民進黨眼中的臺灣現行政治文化呢?原來,臺灣人有權直接選舉總統,但沒有實施總統制的政治文化?臺灣有民選的國會,但沒有實施內閣制的政治文化?直選的總統無法成為權責相符的總統,直選的國會不能組成政府,難道只有權責不相符的混亂體制才符合台灣的政治文化?這可真是看扁臺灣人的潛力與能力。

對臺灣人來說,殖民者/專制統治者拿文化當藉口拒絕實施民主憲政,一點也不陌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殖民者就以臺灣人的文化程度低落為由,拒絕賦予臺灣人參政權,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勉強給了有納稅額限制、僅限男性而且種族不平等的地方參政權,號稱全面的參政權得等到臺灣人的「民度提升」才行。諷刺的是,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中期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可是轟轟烈烈,十五次的請願,近兩萬人的連署,人們大聲唱著「百般施政,民意為基」,大聲喊著「倡民權,要平等」,主張設置「臺灣人的議會」。臺灣新民報也曾舉行模擬選舉,自己設置投票箱,選出臺灣人的議員,臺灣的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以最高票選為台中市議員。這樣的臺灣人,沒有設置議會的政治文化嗎?沒有實施憲政的潛力與能力嗎?等到二次大戰結束,臺灣人在最後一刻加入中華民國制憲的行列,但在一九四六年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之後,當時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卻主張在臺灣延後實施憲政,甚至延後實施地方選舉,理由是臺灣人在日本的奴化統治之下,沒有政治經驗也沒有政治智能。

要拒絕給予人民權利,否定實施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永遠不缺文化這個理由。就像美國反對女性投票權的人們,也用文化當藉口,主張賦予女性投票權會破壞女人在家煮飯帶小孩、男人在外工作參政的性別分工文化。以文化作為特定政治主張的理由,往往是選擇性地用一些本質化的文化主張,來包裝真正的政治目的。試問民進黨認為臺灣現行政治文化與純然總統制與內閣制不相容的根據是什麼?是因為惡鬥的政治文化,所以不能實施總統制?因此,制度設計不可能引導行政立法關係走向良性的權力制衡而非權力惡鬥嗎?是因為惡質的議會文化,所以不能採用內閣制?因此,不可能透過選制與政府體制的改變來改革議會的政治文化嗎?文化可能塑造體制的運作,體制卻也可以塑造文化的實踐,二者本就相互影響。問題到底是政治文化,還是用文化作為藉口來刻意迴避總統制與內閣制這兩種權責相符、簡明清晰的制度選項?

臺灣守護民主平台提出「人權積極主義」和「重建議會主義」兩大憲改思想主張,其背後的政治文化想像,與民進黨截然不同,因為我們對臺灣公民的能力與臺灣政治文化的可塑性有信心:公民可以是權利的積極主體,議會可以成為審議決策的場域,憲政民主的文化是透過行動的實踐來塑造,政治文化的潛力不能被利益的私心算計所否定。政治人物拿文化來否定體制改革選項的時候,可別忘了,臺灣人對憲政民主的百年追求,是臺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陳昭如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台大法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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