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

出處：財訊383期

中國崛起所引發的兩岸經濟密切交往，對台灣政治將產生持續性的影響。民眾對經濟交往的認知、評價和感受將界定兩黨的勢力平衡，也對總統大選產生重要的影響。目前兩黨都各占據有利的議題立場，也各有弱點。

今年三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的電訪調查發現，一○．三％的受訪者、以及七．五％受訪者的配偶所任職／或擁有的公司在中國有投資。扣除其中重疊之比率，至少有一五．四％的家庭受到中國投資的直接影響。

在經濟依賴和政治敵意同時並存的情境下，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是台灣政治未來數十年最重要、也最艱難的課題。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會主動面對，其他的領袖也勢將無法逃避。但無論如何，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對台灣政治在長期和短期上必然都有巨大的衝擊。長期衝擊中最為人所關心的，應為其對台灣認同的影響；短期衝擊則是對政黨勢力消長和總統選舉的影響。

獨立的政治社區意識興起

前述問卷調查發現，台灣民眾絕大多數歡迎兩岸之間的經濟交往。樣本中有五六．五％的人認為﹁兩岸經濟關係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幫助。認為有負面影響的比率只有二三．九％。可是兩岸在過去幾年發展的緊密經濟關係，對民族認同產生何種影響？我們的發現是：它並沒有改變民眾的民族認同。

認為﹁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台灣就應該獨立﹂，即使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當，仍然不願意統一的﹁台灣民族認同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三六．五％︶並沒有降低，仍是所有認同類別中最高者。而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也不支持獨立、但若兩岸發展相當則希望統一的﹁中國民族認同者﹂，其比率︵一一．五％︶也沒有提高，仍是所有認同類別中最低者。

如果單檢閱對統一的態度變化趨勢，中國經濟誘惑的毫無作用就更清楚：在兩岸沒有差距的情況下，願意統一的比率持續下降至二○．八％，而仍然反對統一的態度則持續上升至六五．八％。或許我們可以說：台灣民眾已經發展出獨立的政治社區意識。即使主張在經濟上和中國更密切交往，也並沒有影響他們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社區意識。

經濟與主權　兩黨各有包袱

雖然台灣民眾對兩岸經濟關係普遍持有正面態度，可是他們並非不了解經濟交往對台灣自主性可能帶來的危機。樣本中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愈密切，台灣在政治上要維持現狀﹂將更為困難。同樣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兩岸經濟交往會讓﹁中國統一更容易﹂，﹁台灣獨立更困難﹂。也就是說，台灣民眾普遍認識到，和中國的經濟交往，將大為限制台灣未來的政治選擇。

既歡迎經濟來往，又擔心主權受到限制的主流民意，對兩個政黨各有利弊。前者對採取保守立場的民進黨不利處甚為明顯。即使獨立選民中也有一半肯定與中國經濟交往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幫助；持負面態度者只有二成左右。甚至在民進黨的認同者中，也有三成持正面態度。如果分析選民對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評價，民進黨在此議題上的不利更為清晰：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民進黨過於反對和中國大陸來往﹂，甚至在民進黨的支持者中，也有將近一半的人有相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擔心主權受限的主流民意，對國民黨則相對不利。中國民族主義的傳統立場，使國民黨和中國交往在意識形態上沒有太大的負擔。它積極和中國經濟交往的政策，因此沒有如民進黨那樣和主流民意產生巨大落差；可是卻也同時讓主流民意對國民黨產生高度的擔憂。在對主權流失的普遍擔心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同意﹁國民黨太過於傾向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甚至在國民黨的認同者中，都有超過三成的人認為國民黨的立場太傾向﹁中國政府﹂︵而非抽象的﹁中國﹂︶。

另一個可能產生的影響因素是所得分配。至目前為止，民進黨這次大選的訴求似乎將集中在貧富差距上。樣本中有將近七成︵六七．八％︶的人認為，兩岸經濟關係的密切發展會擴大台灣的貧富差距。然而更重要的或許是：自己是受害者還是得利者？

問卷顯示，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和受益者的比率大致相當︵三○．一％和二九％︶。最高比率的受害者集中於民進黨的認同者中，可是對民進黨的勝選更有關鍵影響的是獨立選民的態度。

獨立選民中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的比率，高於自認為是受益者︵二八％對一九．七％︶，另外有一八．三％的人無法評估自己受益還是受害。這些占獨立選民四成六的民眾，或許是民進黨可以訴求的目標。然而訴求是否有效，仍然決定於他們目前的確實感受以及對更美好未來的評估。

選舉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上述所顯示的主流民意如何發揮作用，兩黨領袖如何面對這項台灣社會最重大的議題，應該是我們觀察今年選舉的重要角度。

新圈地運動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邱文聰

出處：財訊382期

﹁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

這是史惇︽慟餘雜記︾描繪清順治年初，多爾袞三次下令圈地，以便在京畿地區安置東來的滿族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的景象。史料也記載，房產遭圈占而兌換他處者，﹁雖有撥補，率皆名償實無﹂。

現代法治國家保障財產權，這等圈地行徑理應不許再次出現。所有權，在憲政民主的律法下，受到兩種制度的保障。所有權人對所有權的移轉與移轉條件得依其所好決定。這當然意謂交易價格與對象，必須徵得所有權人點頭同意，也意謂對違反所有權人意願的權利變動，要能訴諸法律加以排除、防止與回復，這是財產權保障的權利模式。

﹁權利模式﹂和﹁責任模式﹂

與此相對的財產權保障，則要求侵權人對非自願性的所有權變動，起碼必須以客觀的價值加以填補，這是財產權保障的責任模式。

權利模式賦予所有權人較優越的保障地位，甚且容他主張﹁這東西無價，老子不賣﹂，以維護所有權原有安定狀態；反之，責任模式則默許相對一方霸王硬上弓再來﹁用錢解決﹂，這雖可在高交易成本的困局中促成交易，但相對弱化財產權的保障強度。

為了避免刻意偏離權利模式而空洞化財產權保障，責任模式的適用需要符合一些前提的要求。因此一般市場交易，原則上仍應遵循權利模式，只有少數例外能適用責任模式。

徵收是典型採責任模式的例子，然而徵收的發動至少必須符合﹁公共使用目的﹂的限制、考量分配正義的要求；否則表面上公共徵收，實則白手套假公濟私，等於為強權者開了迴避權利模式剝削弱勢者的後門，也摧毀財產保障的核心。再者，徵收後補償金額也必要能公正地決定，否則徵用者﹁球員兼裁判﹂自行喊價，仍背離了責任模式的要求。

都市更新乃為解決都市早期欠缺規畫，或因建築物窳陋毀損，而進行全面或部分區域的重建或整修，以改善居住環境，復甦都市機能。在追求公益的大纛下，︽都市更新條例︾明白採行了責任模式的財產權保障，在少數所有權人所自行申畫的更新單元範圍內︵另一種﹁圈地﹂？︶，法律允許僅依﹁多數決﹂而非全體自願同意，即決定更新單元內全體所有權的權利變動與變動條件。反對都更或不同意變動條件的所有權人，只能依責任模式獲得權利補償。

然而︽都更條例︾所採行的責任模式，是否真滿足公益與正義的適用前提？是否符合責任模式下的公正補償原則？

倘若政府在改善都市機能的同時，以容積優惠鼓勵所有權人進行都更，又確實改善了所有權人的原有居住環境，則違反所有權人意願的權利變動，或許還真能以公益與社會正義之名而正當化。

都更到底誰受益？

但實際情況卻是，多數都更案在重建後，原來所有權人或因無力支付權利變換後尚須自行補足的巨大差額，而被迫放棄遷回，或因純粹為置產投資而選擇獲利了結。真正留下自住的比例明顯偏低，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以更高房價進駐的中上階級。顯然，政府正以更新之名，在都市進行驅離中下階層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工程。

社會正義不過是幌子，真正獲益的，除了中上階級間接接收都更後更符合其價值意識的地景與人文環境外，實施都更的建商更直接享受了都更帶來的最大利益。

何以在追求公義的理想下，︽都更條例︾的責任模式，卻淪為剝削弱者以供建商套利的後門？主要的原因無非是︽都更條例︾所訂的各種程序，因設計不良極易被操弄而偏頗建商。

例如，一般都更須先經過等同於意願調查的﹁單元畫定﹂與﹁更新概要﹂，其後才進入決定由誰來做、要如何做的﹁更新事業計畫﹂階段，不同階段因不同目的而異其可決人數。但︽都更條例︾卻在這個原則外大開例外，使不明就裡的所有權人以為只在徵詢都更意願，不意竟讓建商在意願表態後就直接取得﹁要都更，只能找我﹂的獨家地位。

更嚴重的是，都更法制違背利益衝突迴避的基本法理，竟限定由建商所委託之估價者，來決定更新前後所有權的價值，以決定所有權人分得之多寡；不僅使權利補償應公正決定的原則蕩然無存，也在建商指定的估價者傾向低估所有權、高估建商出資的操弄下，使原應成為改善所有權人居住條件的容積優惠，最後多進了建商口袋。

或者說穿了，都市更新就真的只是現代版的新圈地運動呢！

台灣公民社會可以說是崛起於七○年代，此前台灣的黨國體制高度穿透社會，緊緊箝制各種思想，那是一個森冷窒息的年代。但也開始打開了若干政治空間，尤其有許多新的文化和思想性刊物出現，黨外也開始逐漸組織。

到了八○年代，更是一個燃燒的﹁抗爭性民間社會﹂。當時論者強調﹁民間社會﹂和國家的二元對立，社會如何掙脫威權國家的控制、獲得自主性。﹁民間社會﹂論者也強調反對陣營中應該放下統獨的歧異，先以對抗黨國體制優先。

九○年代民主化之後，對抗性的﹁民間社會﹂逐漸轉變為所謂﹁公民社會﹂。所謂公民社會，期待的是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預設一個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以及強調國家與社會並非二元對立。在﹁公民社會﹂時期，要求國家重新介入社會，如媒體改革和社會福利都需要國家某種程度介入。

民主治理品質差

這個轉變主要是因為人們開始認識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專制政權的解體，不只要有選舉制度和政黨競爭，而且還必須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參與、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質等等，尤其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能有更平等的社會關係。

的確，民主化二十多年至今，我們似乎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也有專書︽我的小革命︾報導一系列追求不同價值的公民行動。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所有人都對台灣政治、對國會不滿，那麼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何以不能促進一個更健康的政治領域呢？為什麼人民有了各種民主權利、公民社會團體十分活躍，但是民主治理的品質卻如此差？

關鍵可能在於台灣公民社會的﹁公共性﹂仍然不足。

這起碼表現在三方面：

第一是眾所皆知的媒體的墮落。在古典意義下，媒體本來就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平台，民間在這裡監督政治權力，辯論不同政策與政治價值；但是台灣的電子媒體與平面報紙不是落入八卦化、瑣碎化，缺乏探討政策的能力，就是黨派化、政治化，為既有政治立場與利益關係所約制。這讓台灣的公共領域面臨貧血危機。

去政治化陰影隨行

第二，往往有人說台灣社會過於﹁政治﹂，但事實是我們太不政治。這個政治指的是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即使到今日，在許多的學校、企業或公務機關，還是會避免討論公共議題，尤其是他們主管、校長認為有爭議的議題。

例如我在中部某國立大學演講時，一位該縣師院改制後大學的老師跑來聽講，他說校方不喜歡他們舉辦公共事務的討論，因為﹁太政治﹂。又如今年新北市政府舉辦的貢寮海洋音樂節邀請我寫一篇音樂與社會運動的文章，因為內容涉及到許多反國光石化的音樂創作，而被承辦人員視為不妥。即使這已經是馬政府宣布停建的政策。

這代表在許多傳統上和國家體制相關的機構中，仍然被威權時期﹁去政治化﹂的陰影所捆綁。

更嚴重的問題是，一般選民也不把自己當作﹁公民﹂。

台灣過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導的侍從主義，亦即派系用利益來交換選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選民不會自我組織起來監督政客或進行公共參與。時至今日，雖然許多地方派系已經式微或者重組，但在許多地方政治中，選民與政客的關係仍然主要是侍從主義的交換關係，很難成為主動的公民。

另一種選民與政黨的連結是基於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這種強烈認同立場的連結，使得公民可能忽視對政治人物在政策上的監督；反之政治人物總是可以透過訴諸強烈認同立場來作為他的政治武器。

在這兩種選民之外，一般選民也沒有把自己視為積極公民。雖然台灣社會有活躍的公民團體，但是整個社會仍然缺乏對公共政策的嚴肅討論，所以專業ＮＧＯ（非政府組織）得不到民眾的捐款奧援︵民眾喜歡捐款給慈善和宗教團體︶，因此ＮＧＯ資源貧困，很難發揮更大的政策影響能力。

當然，重大事件發生時，人們願意上街頭表現出憤怒，但大部分時間，他們是選擇幾年一次透過選票表示意見。大部分人只把自己當作﹁選民﹂的角色，而沒有更多的公共性。

這是台灣民主的異化：我們從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成為民主體制下的公民，但我們作為公民的主要內涵，卻只是作為定期上場的﹁選民﹂，我們把許多領域自我閹割欠缺公共與民主功能，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內涵的公共生活。

這是台灣公民社會的重大局限，也是台灣民主必須面對的困境。

國台辦主任王毅日前訪美時強調，兩岸和平發展如果失去﹁認同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等基礎，後果將﹁難以想像﹂，包括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協議︶在內等協議都將難以為繼。

ＥＣＦＡ是山寨版ＦＴＡ

王毅的露骨談話，一方面坐實了ＥＣＦＡ不純粹只是經貿事務的疑慮，讓ＥＣＦＡ裡裡外外、政治或經濟，怎麼看都更像是山寨版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另一方面也預示了未來中方可能藉由中斷部分交流，來對台實施﹁經濟制裁﹂，而且已從﹁我期待你做什麼﹂，直接轉為﹁我要你做什麼﹂，態度與語調更是日見赤裸。

對照馬政府至今仍標榜ＥＣＦＡ﹁只談經濟，不涉統獨﹂，似乎下定決心繼續扮嫩裝天真，有意無意都已讓ＥＣＦＡ成了北京限縮台灣選擇空間的工具，則再度凸顯兩岸關係確實是荒謬與奧妙並存。

中國對台的經濟戰略從來不隱瞞也早可想見，只是這次收網時機似乎稍微早了些，一般研判應該在二○一二年總統大選前夕才會圖窮匕見。因為到時候ＥＣＦＡ的﹁早收清單﹂或許可以開出更好看的出口實績。比如石斑魚多賣幾尾、鳳梨酥多賣幾盒、台中﹁賴老闆的工具機﹂多賣幾組，陸客團進或自由行更人聲鼎沸一些，或者預料即將簽署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一切辦妥，如此才更容易發揮綜效；﹁威脅﹂︵threat︶中斷交流以逼人﹁順從﹂︵compliance︶的策略，不僅可信，也較有成功機會。

事實上，嚴格定義的經濟制裁泛指全面性的貿易中止、特定物資禁運︵embargo︶、人員禁入︵travel bans︶，以及金融資產凍結︵freeze︶等手段，藉以改變他國政府的行為或政策，一般也被視為軍事衝突的替代方案。

除非兩岸出現政治狂人，否則會走到此一地步的機率應該不大，所以再仔細推敲王毅有關終止ＥＣＦＡ等協議，而非全面停止兩岸交流的威脅性談話，站在國共立場，其實都還算﹁合理﹂並且符合比例原則。畢竟這些協議得以順利簽署，的確都建立在國共雙方的﹁九二共識﹂之上，無論此一共識的內容有多模糊，基礎是否薄弱、甚至虛構。當然，國共的默契未必等同於台灣的利益。

重點在於事前的威脅，事後果真執行的可信度︵credibility︶有多高。以下理由讓我相信，即使一二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且新政府並不接受﹁九二共識﹂，中國所宣稱、搭配台灣部分媒體所刻意營造，兩岸交流旋將中斷的可能性並不高。

ＥＣＦＡ影響力度還不夠

有利於中國貫徹其對台意志的主要因素，在於兩岸經濟規模大小懸殊，加上中國經濟近來極具成長動能，導致台灣出口與投資很自然﹁不對稱依賴﹂於中國市場，亦即原則上相互依賴關係中，規模較小的一方會比較脆弱，因此容易受到要脅。以兩岸ＥＣＦＡ為例，一旦終止台灣必須負擔的﹁調整成本﹂也會較大。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至少就貿易的依存度而言，台灣總出口﹁依賴﹂中國市場在○九年所達到的四三％，應該已是最高峰，無形中也會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槓桿優勢。主要原因在於近二十年來持續堆高台灣出口到中國市場的電子相關產品，全球需求已出現頹勢，加上成本壓力迫使不少台商陸續往中國內陸或二線城市移動。而區域產業鏈的在地化，與廠區距離台灣更遠的結果，也必然會降低從台灣進口相關上游產品或中間零組件。

此外，前面提過ＥＣＦＡ是個山寨ＦＴＡ，不僅沒有一般建立自由貿易區所必須的降稅時間表，也因此遲遲無法向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做正式通報；即使是先行降稅的早收清單，充其量也只占兩岸七分之一的貿易，且分兩年三階段實施，利用率又不到兩成，透過簡單計算即可知，影響台灣貿易根本不到一％。

雖然更大幅度自由化的貨品與服務貿易等後續談判，目前正在進行，但由於涉及產業調整與利益重分配的工程相當浩大，一二年大選前完成幾可斷定已經不可能。換言之，無論是馬政府目前想﹁以小搏大﹂，過度吹噓ＥＣＦＡ的好處，或者中國想透過ＥＣＦＡ作為翻轉台灣民意的支點，截至目前力道都還不夠。

再者，既然兩岸都是ＷＴＯ的成員，即使沒有ＥＣＦＡ也不是一切都退回到洪荒時代，頂多只是回復彼此都以﹁最惠國待遇﹂︵ＭＦＮ︶的多邊架構原則與關稅水準來進行經貿往來，一如目前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的經貿關係。

總之，北京這三年多來對台灣確實用心很深，但大概也只能折算成一句威脅，意圖左右台灣民意是一回事，到時候如果台灣政黨再度輪替，中國會不會單方面終止包括ＥＣＦＡ在內等協議，導致﹁以經促統﹂的對台戰略因此出現巨大漏洞，顯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陳昭如

出處：財訊378期

近日傳出台聯黨將徵召顧立雄列名不分區立委，親民黨將提名張曉風為不分區名單的第一名，李敖排在第二。各界熱烈討論，顧立雄是否會接受徵召擔任台聯不分區立委第一名？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是不是應該名列第一領軍作戰？或者他應該排名第三？

答案是，如果將宋楚瑜或顧立雄排名第一，恐將是一種﹁騙選票﹂的手法。二○○五年增訂的︽憲法︾增修條文明定，政黨的不分區立委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因此台聯或親民黨一定要取得兩席以上的席次，才能有男性的不分區立委，如果僅取得一席，則一定要是女性。

將宋楚瑜排名第三也有問題。如果親民黨的名單是張曉風排第一、李敖第二，那麼第三位當選者一定要是女性，才能符合︽憲法︾要求。這也是為何民進黨不分區名單採用﹁女∕男﹂相間方式排序。國民黨○八年以王金平領銜，採用﹁男∕女﹂相間的名單，也不太誠實。因為只要當選人數是單數，最後一名的男性一定要被跳過，而由後一名女性當選。

一女配一男

女性當選人數﹁最小化﹂

不過，不分區名單一定要一女一男配嗎？其實未必！︽憲法︾只規定當選的立委總數中有至少一半是女性，因此政黨的當選名單如果採用女女、男男、女女、男男，甚至女女女、男男男、女女女、男男男的排序方式也是合憲且誠實的。只是這樣一來，女性不分區立委就很可能超過男性二席以上。因此，採用一女一男配的理由很簡單：這是既合憲，又能﹁最小化﹂女性不分區立委人數的方案。

︽憲法︾保障女性參政的規定，長期以來面臨不少質疑，有些人認為這是違反民主的女性特權，也有些人認為女人已非弱者，保障名額不僅沒有必要，還會產生參政門檻低於女性參政實力、地板變成天花板的負面效應。回首制憲之時，在一七○二位制憲國代中，竟然僅有八十位女性，我們不難了解當時中國的女子參政運動為何極力倡議在︽憲法︾中明訂保障制度：﹁如果不採取一定的保障措施，即使女性取得和男性相同的參政權，男性仍將繼續主導壟斷政治。﹂

從台灣的歷史與現實來看，雖然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已經逐漸有所改善，但是女性議員的比例還是遠低於人口的性別比例。女性在參政上所面臨的諸般障礙與歧視，以及男性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種種優勢與特權，都使得保障女性參政的措施成為必要。

再進一步思考，為什麼要保障女性參政呢？如果民意代表要能夠代表特定群體的意見與利益︵實質代表︶，而民主的國會應該是不同意見與利益競逐的政治場域，那麼只要有人可以代表女性就好了，不一定要由女人來代表女人。日前蔡英文就曾經提出﹁代言說﹂來回應各界對於民進黨不分區名單欠缺弱勢與專業的質疑：不是弱勢代表才能代表弱勢利益，民進黨的政治專業代表可以為弱勢代言。依照這樣的論理，︽憲法︾無庸規定性別比例，因為男人也可以為女人發聲；︽憲法︾不須要保障原住民參政，漢人也可以代表原住民。

然而，在重視差異的民主政治中，重要的不只是﹁說了什麼﹂，﹁誰來說﹂也是重要的，具有弱勢身分的代表可以是一種象徵性的代表，即使無法實現弱勢利益，其參與本身就具有民主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實現﹁在場的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e︶﹂。

保障弱勢群體

﹁誰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再者，﹁說什麼﹂與﹁誰來說﹂也密切相關，因為優勢群體比較難認識到自己的特權處境，但弱勢群體則比較可能意識到壓迫的存在，就像卡奴比一般卡友更容易、也更可能了解卡債問題的不正義。更何況，優勢群體從來就不需要擔憂代表不足或欠缺代表的問題，他們的利益更是早已鑲嵌在既有結構之中。

當然，二分之一性別比例的規定並不是保障女性參政的唯一方案，現行︽憲法︾的規定方式的確容易造成僵化的操作。本屆民進黨不分區名單出現男性壟斷政治組、女性包辦社會組的現象，更引發社運女性特權、歧視社運男性的﹁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批評。然而，真正該追問的是，民進黨為何、如何在性別比例制的規定下繼續偏好男性政治人物與派系代表，畢竟這份名單中真正社運出身的女性僅占極少數。

擔任政黨的不分區立委當然也不是進入國會的唯一管道，女性與其他弱勢團體也可以參與區域立委的選舉。然而，在二○○五年國民兩黨共謀夾殺小黨的修憲之下，不僅採用了相當不利於弱勢與小黨參選的單一選區制以及五％的政黨票門檻，甚至訂定了極度嚴苛、必須通過二分之一公民複決的修憲程序，等於實質上凍結了︽憲法︾，也幾乎封鎖了弱勢獨立參政的管道。

這個打壓差異與弱勢的憲政秩序，還有改變的可能性嗎？顯然，聯手打造現狀的兩大黨不會是改革的推手，惟有公民社會展現力量，才能帶來改變。

艾未未、逃漏稅與台商

文／賴中強

﹁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是這幾年經常出現在某類主流媒體的關鍵詞，﹁莫那魯道﹂則是今年夏天未演先轟動的一部電影︽賽德克．巴萊︾的主人翁。這三個詞有何關係？

當然有，但實際上也可以說沒有。讓我們來釐清其間的虛實。

為什麼說有呢？一九七三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撰寫的︿抗日烈士莫那魯道傳略﹀這麼說：

我政府為畛念莫那魯道烈士，轟轟烈烈抗日之精神以及堅貞不屈民族之志節，……恭迎靈骨，禮葬於其故鄉，使忠魂英魄，有所憑依。亦足以彰我中華民族之精神……。

這裡寫著：莫那魯道的抗日事蹟﹁足以彰我中華民族之精神﹂，而且一直到一九九○年還被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出版的︽碧血英風：霧社抗日事件六十周年紀念︾所轉錄呢！其命維新。

梁啟超一九○二年的創造物

為什麼說沒有呢？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約在距今六千年前，從華南一帶遷移到台灣；兩千多年後，以黃河中游為祖源地的華夏族群，才逐漸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間空間兩不相干。至於和﹁華夏﹂似同而異的﹁中華民族﹂這個詞語，則更是晚起。

﹁中華民族﹂是一九○二年，由鼎鼎大名的思想家兼政治家梁啟超所鑄造的新語詞。讀者讀到這裡，可能要感到不可思議──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很自然地﹂相信中華民族自古就存在，怎麼可能是新創的呢？實際上就是如此。

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流亡日本，他發現自己的國家只有朝代名︵如漢、唐、宋、明︶，沒有貫通不同時代的正式國名，於是主張採用約定俗成的詞語，稱她為﹁中國﹂或﹁中華﹂。那麼，構成這個國家的人群又如何稱呼呢？

日本人將英文﹁nation﹂譯為﹁民族﹂，梁啟超於是拿來和﹁中國﹂湊合在一起，在一九○一年鑄造出﹁中國民族﹂一詞，內容指漢族。一九○二年梁啟超以﹁中華﹂替代中國，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也還是指漢族。如所周知，孫文早年提倡革命，呼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要推翻滿清王朝，恢復漢族的國家。

繼承清帝國的「新帝國」

但是，清朝是帝國。所謂帝國，通常具有兩大要素，其一，統治集團︵或族群︶支配異民族；其次，統治領域廣大。推翻滿清之後，漢族要不要這個廣域？要不要繼續支配其他異民族？顯然要。所以後來孫文重新定義﹁中華民族﹂，變成包括﹁漢、滿、蒙、回、藏﹂五族。講白一點，就是要解決﹁民國﹂如何繼承﹁帝國﹂領土及其轄下各異民族的問題。

這樣講可能還不夠明白，讓我們換個角度想。假設明朝沒被滿人征服，那麼中國從王朝轉變為﹁民國﹂，就是從漢人王朝直接跳接到民國。若是這樣，會有何不同？

首先，今天﹁新中國﹂的領土大概就和明朝差不多，也就是漢人傳統居住的區域加上西南非漢民族的地區︵不包括台灣︶。這樣的領土比清朝小很多，約小三分之二！

清朝多出來的版圖，除了滿人的原居地，其他是清政權在十七、十八世紀征服的非漢地區，透過理藩院統轄，絕不許漢人參與。︵當時那種統轄很鬆散，和近代集權國家無孔不入的統制天差地別。︶其次，上述這些非漢地區的民族︵藏族、蒙古、東土耳其諸民族︶，除了少數例外，本來就不曾為中國漢人王朝所統治，當然就不會被包括在﹁新中國﹂的版圖內。

圖博︵西藏︶、東土耳其︵新疆︶諸民族擁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語言，如果中華民國︵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明朝版圖，那麼就不會有今天西藏、新疆等問題，半世紀以上還解決不了。

今天中國的問題出在，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及本世紀初，仍想以武力維持滿清帝國的領域，並支配原帝國架構下的異民族。就此而言，中國的統治是繼承滿清王朝的現代版帝國。亞洲大陸的真正和平，可能要等到民國或共和國放棄帝國，或是帝國被迫成為道地的民國吧。

真的有﹁中華民族﹂嗎？

今天台、中當權者的﹁中華民族﹂都採用孫文後來的﹁再定義﹂，也就是包括舊清帝國轄下的諸非漢民族。但真有這樣一個﹁中華民族﹂嗎？如果用英文來理解，就會發現癥結所在。

﹁中華﹂的英文翻譯是﹁Chinese﹂︵似無別的譯法︶，它可以作為﹁中國﹂那個國家的形容詞，凡在中國管轄範圍內的事物都可冠以﹁Chinese﹂，例如﹁中國的鐵路系統﹂、﹁中國的藝術家艾未未﹂；但若用來指稱特定人群時，就卡住了，沒有人能稱西藏人∕圖博人︵Tibetans︶、維吾爾人︵Uighurs︶、蒙古人︵Mongols︶為﹁Chinese﹂；台灣的原住民，也不是﹁Chinese﹂。也就是說，﹁Chinese﹂這個詞若用來指民族，就是﹁漢人﹂的意思。

莫那魯道從來不是﹁中華民族﹂

以此，當前甚囂塵上的詞語﹁Chinese Taipei﹂，基本上就只有兩個意思，其一﹁中國的台北﹂，其二﹁漢人的台北﹂。如果你不認為現在的台北是﹁中國︵那個國家︶的﹂，那麼就只能取民族義的﹁漢人的台北﹂，這裡的台北雖可擴大包括新北市，但可不包括三鶯部落。難怪外國人被弄得昏頭轉向。

莫那魯道生在馬赫坡社︵今屬南投縣仁愛鄉︶，他誕生時，清朝還沒真正統治泰雅族，遑論更遠僻的賽德克族。日本是賽德克部落遇到的第一個近代國家。一九○二年梁啟超新鑄﹁中華民族﹂一詞時，台灣歸日本統治；孫文重新定義﹁中華民族﹂，擴大為包含五族時，台灣仍然在日本統治之下，而且五族也沒包括南島語族。

一九三○年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六社族人起而反抗日本人時，他腦海裡肯定沒有﹁中國﹂、﹁中華﹂等概念，那麼他的抗日到底彰顯了中華民族精神呢？還是彰顯了賽德克族作為﹁真正的人﹂︵Seediq bale︶的精神？那是一場部落為捍衛Gaya︵傳統律法︶誓死抵抗入侵帝國的戰爭？還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環？

以上講的其實是歷史學領域的通識，但如果你和我大約屬於同個世代︵現齡五十至六十歲︶，那麼我們在受教過程中吸收的﹁常識﹂，會讓你覺得以上的講法很難接受，包括本業是歷史的。

黃帝、炎帝   到底是誰？

我記得我讀小學時，教室後面的高牆上掛著一幅長捲橫式掛圖，畫著歷代重要人物，起頭是﹁黃帝﹂，最後是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彩圖極端匱乏的年代，每天看、每天看，印象深刻極了。後來我和我的先生提及此事，他治中國史，總要笑說我們還知道﹁黃帝﹂長得怎樣呢！

黃帝應是某氏族的人格化傳說︵不是一個人︶，這個氏族起源於中國陝西一帶，後來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他∕他們﹂所屬的華夏集團和東夷、苗蠻集團混同了，黃帝也就成為這些糅雜在一起的人群的共祖。在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論述成形之際，﹁他﹂遂成為這個觀念叢非常重要的構成。

﹁炎黃子孫﹂的﹁炎帝﹂一般人比較不熟悉︵我就沒看過他的畫像︶，若遇到好談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人士，讀者諸君無妨請教他：﹁誰是炎帝？黃、炎關係為何？﹂

無論﹁中華民族﹂或﹁炎黃子孫﹂，在台灣，都是一九四五年的舶來品，嫁接到台灣社會，透過黨國教育成為我們腦海中﹁想當然耳﹂的真理。聰慧的武則天就曾質疑：怎麼大家都是黃帝的後代，難不成黃帝之時沒有百姓？

莫那魯道生死於一九四五年前，他和族人在踐行Gaya之後，跨過彩虹橋，抵達祖靈之地時，肯定面見不到黃帝和炎帝。迎接他們的是，美麗的草原、鹿群，以及Utux。

台灣到底有多「好」？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茂桂 

 出處：財訊375期

最近參加一次有趣的座談，座談的主題在討論台灣所經歷的﹁黨國體制轉型﹂經驗，或者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反省其對於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所面臨的危機，是否能有一些參考意義，畢竟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組織結構與運作上，曾同出﹁列寧式﹂政黨一系。參與者來自兩岸，各有不同的關懷與切入點，一時間因為兩岸現實條件不同，而陷入了各說各話、對焦困難的局面。

但其中有一個涉及到大陸學者提出的如何評鑑﹁民主﹂的議題，確實很值得進一步探究。簡化一點說，有幾位對台灣的﹁黨國體制﹂轉型的經驗，國民黨從一黨獨大、威權專制，最終轉化為一個競爭型的﹁人民團體﹂，給予甚佳的評價，且舉例說明台灣的政治抗爭、社會運動等，終能都走向用和平理性方式解決衝突，也十分肯定，這在大陸絕對不可能發生︵以現在條件︶。相反地，台灣的學者，對於台灣民主化經驗，尤其是指在﹁後﹂威權時代，缺乏章法的修憲過程，尤其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負面問題，民眾對民主信心退步、金權腐敗，給予十分負面的評價，就如同在台灣常見的政治批判評論。

台灣民主經驗意義被低估？

從大陸學者眼光來看台灣學者的研究，果然資料豐富，論證嚴謹，但未免太局限，眼光不夠，低估台灣民主經驗的意義，他們一些人也質疑台灣學者對於中國黨國體制所陷入的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不夠認識，反而太強調一黨專政的穩定性與反應能力，為何如此樂觀？

我個人覺得大部分的台灣學者都習慣地用﹁放大鏡﹂來檢視自己的政治發展經驗，我們反省問題比較﹁透徹﹂、﹁深入﹂，但是對如何總結自己的民主發展經驗，確實努力還不夠。另外，因為我們不只是﹁學者﹂，同時還是﹁納稅人﹂，日常生活常身陷各種政黨鬥爭後果，甚至可能直接綁在權力利益網絡之內，因此對於台灣各政黨的莽撞作為，常有切膚之痛，採取更具有監督或批判意義的立場，正當且應該。︵但我這只能解釋一半，因為﹁我們是納稅人﹂的說法，並無法解釋為何那些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給予正面評價，並對其嚴重社會對立與矛盾，又過於疏忽的問題。︶

很巧，最近媒體報導一位來台灣三十多次，曾經騎車環島的中國商人對台灣﹁文明﹂綜合觀察。他對台灣各方面發展的比喻，是如同﹁中年婦人﹂般成熟、有智慧、有文明氣質；他還有一句順口溜：台灣是﹁黨無寧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流露出嚮往之情。任何跨國商人如果想要來台灣投資經營，若要長久經營，一定算計過體系的風險，﹁法治﹂的可預期性。又如果是中國生意人，那他的參考點，應該也多少反映了過去在中國與官方打交道的體驗，具有實際觀察的比較意義。

社會不正義　衝擊民主前景！

差不多同時，一個由跨校學者組成的公民團體﹁台灣民主平台﹂，透過廣泛參與及評選，第二度揭露了台灣民主的問題診斷。在這診斷過程中，他們揭露了過去一年台灣所發生的十大重大事件的排序。第一大類涉及到和﹁廣義﹂的環境正義衝突有關的事件；第二大類涉及到司法、人權的議題；第三類包括了人民參政、公民社會的制度問題。

民主平台召集人顏厥安教授說，貫穿的核心問題是﹁社會不正義﹂，而民主化走到今天，各政黨，特別是各朝執政者，並未能真正面對﹁正義﹂或﹁不正義﹂的大挑戰。當時有媒體轉述報導：﹁台灣民主前景堪憂！﹂

那麼台灣到底有多﹁好﹂？相對於什麼？和誰比？用什麼標準？關於這規範性評價的問題，說實話，我們客觀的學術成果很少。但是沒有研究，並不能阻止社會的﹁自我改造﹂、﹁反思行動﹂的企圖，特別是環繞在有關﹁正義﹂的公共討論，以及公民組織對於﹁正義﹂理想的追求所帶出來的抗爭。我們有人把這種反思、自我改造的制度安排與可能，稱之為﹁公共領域﹂，一種對話協商、思辨與追求﹁共善﹂的溝通與行動的體系，而也有人稱其中的行動聯盟為﹁公民社會﹂。

對政黨的監督，對政府的督促，對政黨權力壟斷、金權的防範，對公共利益與﹁少數﹂人權的維護，一方面有賴於﹁公共領域﹂的制度化保護，一方面也有賴公民的積極﹁介入與干預﹂行動。而言論與結社自由受憲法保護，公共電視不能被政黨化、市場化，司法改革必須獨立於政黨利益持續進行，人權與環境生態不能被特殊利益吞食，凡此都是公民社會所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回應這些挑戰，不但是為了永續台灣的最高目的，同時也是台灣在崛起中國邊緣，可以繼續發光、發熱的理由之一。

六四陰影長又長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徐斯儉

出處：財訊374期

二○一二年是一個政治年，不僅台灣和美國要選總統，另一齣好戲是中國的最高權力要進行交替，也就是要召開中共十八大，以胡錦濤為首的此屆中共領導高層，將要把權力轉移給下一個政治世代。

威權政體的權力交接前夕，往往都伴隨著不同程度的權力鬥爭，因為他們的權力產生與交替，並沒有清楚的規則，充滿了制度以外的政治聯盟、角力、鬥爭、協商、妥協。許多威權政體的崩潰或轉型，往往因為統治精英內部存在著分歧，因此將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以及社會內部的矛盾，都捲進了這個權力鬥爭的政治過程。

但是，威權政體的權力交替未必一定導致民主化，當精英內部矛盾不大時，往往在權力交替之前進行更嚴厲的鎮壓，以確保其權力交替順利完成。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看來，其實那背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是保守派處心積慮要把以趙紫陽為主的改革派搞掉。現在的中共，高層有沒有不同意見呢？明年的十八大，會給中國的政治帶來什麼變數嗎？

研究中共的學者們近年來逐漸取得共識，那就是中共的權力交替已經比過去更為制度化，哪些人可能進入中央委員、政治局、或有資格成為政治局常委，都有一些客觀的條件可資觀察判斷，包括年齡界線、職位歷練等。但畢竟這些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

中國不安氣氛　類似當年六四

最近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一個是中共高層出現關於政治改革不同的調子，另一個是中國經濟在○八年為因應全球金融風暴，刺激景氣而大量釋放貨幣，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拉大，社會的不穩定情緒也在升高，社會對於各級官員的貪腐怨恨也在累積。這些現象的並存，讓人想起八九年六四前的類似氛圍。

首先，最近，溫家寶在國內外各種場合的發言，不斷提出需要進行政治改革的呼籲。他說的往往是有針對性的。以溫家寶今年在中共人民代表大會結束後的記者會發言為例，他說：﹁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要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作為一個中共政府的領導人，直接向媒體說人民有怨氣，的確少見。

相對而言，以保守著稱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其言論與溫家寶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吳邦國在人大報告中提出了﹁七確立、五不搞﹂，他的﹁五不搞﹂中，除了中共反覆念誦的幾句話，如：﹁不搞多黨制，不搞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以外，他還說了﹁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說不搞聯邦制有點少見，但還算合乎中共的傳統思路。最奇怪的是說﹁不搞私有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雖不能說是認真搞﹁私有化﹂，但非公有經濟已經是經濟主體力量，這個時候說不搞私有化，不啻是意識形態的大倒退。這不是說給西方聽的，是說給中國國內改革派聽的。

六四揭露問題　至今仍存在

近年來面臨社會一波波抗爭維權，最近又受到茉莉花革命的影響，中共顯得格外緊張，大肆抓捕異議分子、維權律師以及活躍分子。艾未未被抓是一個鮮明的標誌性事件，中共在違反自己國家法律的情況下，長期扣押了艾未未，但至今說不出一個清楚的理由。這說明中共高層對於社會不穩定，懷抱著巨大恐懼與擔心。

但就在這樣的氣氛下，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卻登出了一則奇怪的評論文章，標題為﹁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文章的內容竟然批評：﹁一些人在討論中容不下異見……，動輒給對方扣上嚇人的帽子……，一些人對待批評建言，非但不虛心聽取，反而搞起了﹃誹謗定罪﹄，甚至以權力意志壓制不同聲音。﹂然而，最近薄熙來將與他作對的律師李庄，在其即將刑滿之際，竟又以﹁偽證罪﹂再將之判罪入獄。︽人民日報︾的評論，像不像在說此事？中共一手大肆抓人，另一手卻說要包容﹁異質思維﹂，如果這還不叫奇怪，那才叫奇怪！

當然，明年十八大也許就這麼平平穩穩地開完，習近平等人也許表面上也就平平穩穩地接班，恐怕這仍是最有可能出現的場景。但是，巨大的通膨壓力是客觀存在的，人民的財富被稀釋，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這怨恨也不會消失。六四已經過了二十二個年頭，中共絲毫無意平反；但是六四所暴露出中共體制的問題，卻仍然存在。看來，六四的陰影長又長，恐怕也不會這麼快消失吧！

馬政府執政三年  10大民主事件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翠蓮

出處：財訊373期

就在九十年前，宜蘭出身的醫師蔣渭水寫了︽臨床講義︾，指出台灣社會的病徵是﹁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慮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對於飽受外來政權洗腦、摧殘的痴愚台灣人，蔣渭水提出了文化療法，立意啟發人民的自覺與自主意識。

好不容易脫離了日本殖民、結束兩蔣獨裁之後，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終於開啟台灣的民主化歷程。迄今正好二十年的民主化發展，台灣社會體質可曾改善？民主政治是否生根？

守護民主平台在今年五月透過學者專家投票，選出馬政府執政三周年十大民主事件︵見表︶。這些在台灣社會引發高度關注的事件，正好讓我們思考：我們的民主政治是否健全、鞏固？

權力當局　危害民主體制

民主政治可從三個層面衡量。一是體制層面，亦即建立彰顯主權在民特徵的制度與遊戲規則，包括定期民選的國會與總統、公平的政黨競爭規範、權力分立與監督制衡等。二是實踐層面，意指包括握有權力的政府與作為主人的社會大眾，都能夠遵守體制與遊戲規則，多元意見自由表達、人權充分保障、民主機制健全運作等。三是文化層面，意指自由、民主、人權、多元、尊重、寬容等種種與民主政治緊密相關的價值，能夠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馬政府執政三年十大民主事件中，有幾件事直接質疑了我國民主體制的合理性：李明璁與林佳範因︽集會遊行法︾被起訴，但現行︽集遊法︾引起侵害人民表現自由、違反︽憲法︾對人民權利之保障的諸多批評。因此，法官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釋憲，是令人欣喜的發展。其次，馬政府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及多項協議引起極大爭議，並有繞過立法監督的嫌疑；台聯多次連署提案公民投票，卻被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駁回。如此攸關重大的政策，事先未經充分討論、凝聚共識，事後又迴避民意監督，造成社會不安。此二事件顯示我國仍有部分民主制度設計未臻周全，亟待補強。

在民主實踐層面上，則可以看到權力當局一再逾越界線，公民社會則頑強抵抗。民主社會中，公正、獨立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重要機制；雖說權力當局意圖控制媒體從未間斷，卻是於今尤烈。公共電視第四屆董事會出現兩派人馬對峙，馬政府竟修改︽公共電視法︾增加董事名額，造成程序爭議，董事會運作癱瘓，政治力介入到吃相難看的地步。政治性置入行銷的問題始自民進黨政府，但馬政府時期情況更加惡化，︽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為此發表聲明離職，傳播學者連署聲援。國光石化、大埔農地強制徵收、中科三、四期興建工程，都是政府片面、甚至粗暴的決策，引起民間強大的反彈聲浪。尤其，國光石化案中白海豚還沒轉彎，馬英九總統就宣布中止彰化設廠，先轉了大彎，可說是公民行動的短暫勝利。法院因性侵判決脫離社會常識，引發﹁恐龍法官﹂的譏評，掀起中產階級為主的白玫瑰運動，甚至衝擊了馬總統的大法官提名。以上數項公民運動，加上兩大媒體事件，十大民主事件中超過半數是政府的濫用權力、司法無能或操弄體制，執政當局竟成了台灣民主體制最大的危害者。

公民力量　涵養民主文化

十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對相關民主價值的思考與辯論。包括國光石化、大埔農地強制徵收、中科三、四期工程案，及日本核災所引發反核運動再起，都是環境問題，說明台灣社會不再只重視物質滿足與經濟發展。另外，江國慶案引發廢除死刑與否的正反兩面意見，顯示生命權的問題受到重視；白玫瑰運動要求通過揭露性犯罪者的﹁台灣梅根法案﹂，也引起有關報復主義、性犯罪者人權保障的爭論。自由與人權保障、尊嚴與永續生存、多元意見及對話與說服，不同主張間的尊重與寬容……，這些有助民主政治生根發展的信念與價值，及其所形成的強韌文化，正在台灣社會蓬勃地開展。

儘管挑戰仍多，但蔣渭水當年所批評﹁物欲旺盛﹂、﹁只爭眼前小利﹂的台灣人，正努力建立當家做主的民主體制，形成日漸強大的公民社會，更一步步涵養民主文化。

執業律師、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王照宇

出處：財訊372期

近來有許多與房地產相關的政策，如台北市政府的﹁台北好好看﹂政策，或是台北市政府於市長選前公布的﹁一坪換一坪﹂老舊公寓都更政策︵日前媒體報導僅有六件通過︶，均成為討論焦點。

前述政策涉及的主要爭議，多與容積獎勵有關，如眾所周知，容積率係決定都市土地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確實有許多房屋因諸多因素，須政策之支持方能以適當之方式進行更新。但原本欲改善居住品質的都更措施，對許多人而言，卻是讓﹁外人﹂的建商或財團介入不動產炒作的政策推手。

為何容積率的相關獎勵措施，會成為建商或財團炒作的工具，專家學者已有許多論述；而其中除了一些技術性的原因之外，或許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灣的房地產有許多誘因，更﹁適宜﹂成為炒作的標的。如果房地產不易炒作，建商或財團介入都更的誘因應可大幅減少。

房價過高的三大因素

而針對炒作問題，或許因大選將近，掌握行政及立法部門的馬政府，近來就不動產交易相關的法令制度，有了一些有別於以往的作法，如奢侈稅的訂定、不動產交易實價登記，以及預售屋交易所得以實價課徵所得稅等等。

牽動到財產利益的政策，總會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在民主國家，如主要政黨就前述不動產政策有一定共識時，應是有相當數量的選民，認為至少大台北地區的不動產價格太高。而﹁太高﹂應是源自於上漲並非反映多數居住需求的增加、供給的減少或多數居民的收入增長。一般討論中﹁太高﹂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資金行情、交易資訊不對等以及稅制缺漏。

首先就資金的部分，已有論者指出，央行的匯率政策是資產泡沫的元凶之一。但如果考慮到外國政府的貨幣政策，我國匯率政策於資產炒作所占的地位是否如此重要，似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而就資訊不對等的部分，如可達到如同多數先進國家所採取的全部資訊登錄並自由查詢的作法，應可緩解此一問題。

除此二項因素外，台灣的稅制應是讓不動產成為﹁優質﹂炒作標的的主因。首先，暫不論稅制因素，單純就不動產本身，如同行政院政務委員朱敬一曾指出，台灣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大多數的商品價格均取決於國際市場，故較容易進行炒作的標的，是在台灣本地交易、卻與國際市場較為絕緣的商品，而不動產即是最好的標的。

而就稅制設計，最為人所﹁熟知﹂者，當屬不動產相關稅負的計算，係以﹁公告地價﹂、﹁公告現值﹂或﹁評定現值﹂為基礎，但此等基礎通常與市價差距甚大。依媒體報導，市價逾二億元的豪宅，房屋評定現值僅六百萬元，於扣除土地價值後仍有巨額之落差。此等落差自是充分的誘因，使資金投入房地產而非其他標的。

土地改革應先於金融改革

此外，遺贈稅中關於遺產或贈與課稅基礎的計算，對不動產亦採取公告現值及評定現值的方式計算，相較於市價相同的資產以現金或不動產之方式加以處理，課稅額卻有天壤之別。

再加上馬政府上任後，立法院即將遺贈稅率調降至一○％︵民進黨謝蘇配於○八年競選時亦主張調降遺產稅至一○％以下︶；雖稱可促進所謂﹁資金回流﹂，但觀察回流的﹁效果﹂，一般多認為集中在房地產市場。亦即此等資金之投資策略恐怕與國際熱錢類似，只不過國際熱錢以股匯市為主，而所謂台資回流則以房地產為主。

所以，如果國內市場房地產未來收益或信心不足，此等回流資金恐怕就如同其他熱錢，亦將撤出房地產甚或撤出國內市場。日前媒體報導某集團第三代擬出售北市信義區別墅，如果屬實，或可預見調降遺贈稅﹁促成資金回流﹂未來可能的﹁效果﹂如何。

亦即，如不就課稅之估價基礎有所變革，法制上就是鼓勵資金優先以不動產作為炒作的標的，而首先受害的，就是眾多以﹁薪資所得﹂﹁實價課稅﹂的受薪、勞動階級。在實際政策上，應可嚴肅考慮以實價作為不動產相關課稅基礎，但對於自用住宅，仍以目前之課稅基礎計算稅負。

以上所述，多屬老生常談，大約二十年前的一九九二年，時任財政部長、現任監察院長王建煊，主張增值稅應依實價課徵，引發時稱﹁二次土改﹂的重大爭議。時至今日，王先生已成監察院長，而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也正面臨總統連任的考驗。不久前行政院才為了是否有﹁三次金改﹂問題頻頻說明，但大選在即，如何說服多數民眾，所屬政黨有能力解決財政、所得分配、以及長期國家發展的問題，﹁三次土改﹂恐怕是主要政黨更需要考量的問題。

給個讓人服氣的說法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劉靜怡

 出處：財訊第371期

對於任何正常的民主法治國家來說，職司憲法最終解釋任務的﹁大法官﹂之提名與審查︵同意權行使︶過程，都是大事一樁。

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大法官的動向攸關該國憲政價值，和人權保障的走向，同時反映出當時大法官提名者︵通常是總統或行政權首長︶和審查者︵通常是立法者︶的意識形態認同。

所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憲政、司法和人權認知受到放大鏡般的檢視，提名和審查過程，充滿關於憲政與人權價值的辯論，甚至出現從開放到保守等不同光譜的意識形態陣營互相激烈對峙拉扯的狀況，或者被提名人因此無法通過國會的審查而就任大法官一職，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最近數十年來，美國幾次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同意權行使過程的高潮迭起，便是知名的典型實例。

一場國家憲政總檢驗

相形之下，我國大法官的提名審查過程，多半只能說是照本宣科、毫無憲法和人權實質意義。至於最近馬總統提出大法官人選時鬧出的反覆和波折，令人擔心的是這場鬧劇對於基礎本非堅固的台灣民主，帶來極端不利的衝擊。

在憲法上握有提名大權、本該扮演維繫憲政價值和人權理念發動者角色的馬總統，雖然擁有傲人的法學經歷，本身卻成了紊亂憲政體制的根源。更令人恐懼的是，在漫天說謊疑雲下，這場動亂，不是起於無心或無知，而是很可能肇因於總統對司法、憲政與人權這些民主法治國家的﹁基礎建設﹂應該如何建構和維護一事，其實根本是抱著漫不經心的公關態度來經營。

試想：如果總統真的在乎大法官在憲政和司法層面的重大意義，那麼，豈有任意委諸憲政地位不清、無力承擔政治責任的大法官﹁審薦小組﹂，卻不在提名前便親自透過實質資料去深入了解每位被提名人的憲政、司法和人權理念之理？豈有﹁看報﹂後才知道被提名人曾經做出哪些爭議判決之理？既然去年馬總統才親自回應抗議所謂﹁恐龍法官﹂的社會運動，那麼，若非如今嚴重失憶，便是當初的回應只是一場政治公關秀，對於司法改革毫無真心誠意可言。

司法改革成政治公關秀

我們應該擔心的，不只是大法官審薦小組，這個由所謂﹁法界大老﹂組成和運作的﹁憲政慣例﹂粗糙操作後，活生生展露的負面意涵；也不止於馬總統幾乎無能針對每一位特定被提名人的﹁被提名理由﹂，公開向人民提出﹁實質說明﹂，有將大法官此一極為重要的憲政職務﹁名器化﹂之嫌；更不止於將荒腔走板的提名包裝在刻板的性別比例下，展現出可笑的﹁退步性別概念﹂而已。

同樣令人擔心的，是總統作為一個﹁憲政機關﹂，到底如何看待憲法上其他憲政機關的問題。當總統可以堂而皇之地將同為憲政機關的﹁司法權﹂首長｜｜即司法院長，找來一起召開所謂的﹁道歉記者會﹂時，司法院長似乎瞬間被總統﹁下屬化﹂；馬總統此舉，等於是﹁巧妙﹂地將總統這個職位轉化成某種﹁太上機關﹂，把其他憲法機關當成﹁屬下﹂來看待。若非難以饒恕的惡意，便是總統和司法院長都極端欠缺憲政認知，除此之外，哪還有其他理由可言？

究其實際，被提名人曾經做出爭議判決，此次被認為該是檢視被提名人實質上是否適任大法官一職的參考指標之一，正好呼應了﹁民間監督司法院大法官人選聯盟﹂︵已對此次被提名人選拒絕評鑑︶長年以來的呼籲，也就是大法官被提名人應該巨細靡遺地揭露相關資訊。而總統和立法院也都不該刻意選擇性地過濾被提名人資訊，有其基本道理可言。

馬總統在爭議中向立法院送出咨文，似乎已經展現出不願改弦易轍，而是決定模糊焦點到底的決心。然而，相對地，長年以來﹁幾乎未曾認真對大法官被提名人做實質審查﹂的立法院，若是願意脫離﹁護航﹂和﹁對抗﹂兩種極端心態，並且從怠忽憲政職守的長期沉睡中覺醒，卻仍有可為之處。

雖然，我們目前似乎難以期待已經向立法院送出咨文的馬總統，願意謙卑盡責地給人民一個讓人服氣的說法。但是，雙重國籍和永久居留權等爭議，即使不違背現行法令，在﹁公共信任﹂的考量下，是否適合扮演維護憲政秩序的角色，的確有討論的必要性。

同時，設法跨越爆料的層次，用腳踏實地的模式，去檢驗諸如被提名人對﹁關說﹂的態度，其背後隱含的，究竟是怎樣面貌的憲法第八十條法官獨立性認知等議題，審查過程應該能有一新耳目的效果。

立法院如果願意一改過去粗率審查的作風，以參考各專業團體組成的監督聯盟提出的參考文件和意見，當作提問和審查的依據，也算是向歷史贖罪和對人民負責了。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林敏聰

出處：財訊370期

每次遇到許久不見的親戚朋友，他們都會興致勃勃地問我最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研究成果？我一聽到這個問題，就免不了科學家的本性，開始興高采烈比手畫腳地描述最近我實驗工作裡有意思的發現。但通常等不到兩分鐘，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問我一個問題，那這個工作有沒辦法拿到諾貝爾獎？我開始支支吾吾地說明研究不只是為了拿獎等等。

他們很快地善解人意地替我﹁解圍﹂，進一步問了第二個問題：那你的研究成果可以申請專利──然後眼睛炯炯有神地瞪著我──並且賺大錢嗎？等我又開始窘迫地回答時，他們很快地就會拍拍我的肩膀，好像安慰鼓勵我繼續努力，總有一天你會﹁名利﹂雙收。幾次經驗以後，我就學乖了，以後遇到這類的朋友，我會直接談起最近一家高科技公司對我某項研究成果很有興趣等等，幾分鐘內就勾起了他們對於科技產業給未來人生加值的無限憧憬。

科技業   享盡台灣社會恩寵

翻開報紙，我們也會常常看到台灣社會裡這樣的科技圖像。諾貝爾獎的至高榮耀與科技產業的經濟美景，似乎才是台灣科技研究的具體目標。前者對於大部分人似乎遙不可及，而後者卻是眾多年輕人努力追求的美夢。科技人，尤其在所謂的高科技產業裡工作的工程師們，在台灣過往幾十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中，藉由科學園區的耀人發展，同時享受了可觀的實質經濟報酬與主流社會豔羨的眼光。個人是如此，就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高科技﹂產業也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寵兒，擁有了來自政府與民間最大的資源投資與最好的稅制優惠。

有了這樣的背景，所有隱藏在高科技產業下的汙染問題、人力資源排擠、稅制不公與土地徵收不義等等問題，都在經濟的大旗與高科技的光芒下，成為可以或應該被承受的小痛而已。所有類似環保與社會分配正義等價值的訴求，都很快地被社會主流或執政者以發展至上的邏輯，把這些進步價值推上與台灣整體經濟利益的對立面。比如說受害者只屬於農漁民弱勢階級，那只要給予一定的補償，就可以﹁顧全大局﹂，持續發展台灣重點產業。至於，那些以環保與社會分配正義為核心價值的社運團體，則常常被歸類為一群脫離現實、努力對抗巨大風車的現代唐吉珂德而已。

高科技　就是經濟主力嗎？

中科三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這場爭議裡，行政院國科會可以蠻橫地不理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持續配合中科三期廠商的開發行為。所憑藉的不外乎就是台灣社會這股對於高科技︵光電︶產業的強力支持力量。這個自認為主流的意見，輕易地把環保等進步價值推到經濟的對立面，彷彿環保人士所走的道路過於理想，只會犧牲台灣的經濟競爭力。

政府也很樂意看到這種環保ＰＫ經濟的戲碼一再上演，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有時間去質疑，相對於傳統產業的自力更生，執政者所極力護航的某些高科技業者是否真的代表了台灣未來的經濟主力？更重要的是，許多號稱高科技的公司，有哪些是真正具備高科技的研發創新實力，而不僅僅是一個資本與勞力密集、科技元件的大量組裝廠而已？當其關鍵技術無法自主，或者缺乏經濟加值︵value-added︶的創新面，往往在市場陷入不景氣的時候，整個公司一下子就陷入生存的危機，無法面對具有技術自主的國際競爭對手。

作為台灣整體經濟的戰略考量，政府是否應該積極主導重點產業發展，是個複雜的政治經濟問題。但是對於已經投入大量國家資源的特定科技產業，例如﹁兩兆雙星﹂，至少應該有個政策執行成效的後續評估。對於重大環評議題，人們會不斷地要求政府提供透明的環境影響資訊作為環評決議的重要根據。

可是到目前為止，卻很少見到有一個有效的透明機制，來評估或追蹤政府重大產業政策的實施成效。而這些經濟要素，都是在提出重大開發案，進入環評之前，就應該被嚴格檢證的部分。因此，政府錯誤的經濟邏輯或政策，往往可以躲在高科技這把特大的保護傘，恣意地揮舞著經濟利益的大旗來對抗環保價值的質疑與挑戰。

成為一個科技人是台灣好幾代年輕人的夢想，但如果這個夢必須用犧牲環境或冒著過勞死的代價來換取，那我們真的不得不懷疑，科技研發創新的核心價值，是否只是成為資本集團攫取國家與民間大量資源的一個幌子。而這樣的公司充其量我們只能稱之為﹁偽高科技﹂︵Pseudo Hi-Tech︶組裝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