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天前是
318學運

群組

最近的協作平台活動

財訊專欄「民主甲政經」

專欄簡介:桂林山水甲天下,民主價值甲政經。民主平台是在2008年陳雲林來台引發衝突後,由一群學者、律師和社運、文化工作者共同形成的網路群組。本專欄將由「守護民主平台」的成員輪流撰寫,其宗旨就是透過對於台灣民主實踐各種問題的分析,來凸顯說明民主的價值是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支柱,因為唯有透過民主,才能避免政治的威權專制與經濟的剝削壓迫。



「最聰明的讀書人」

文/葉虹靈

出處:財訊413

「今天,我流眼淚了,心也碎了……,八十多歲的張伯伯……,蹣跚的向前跑了兩步,疲軟的跪了下去,他抱著李嗣涔不停的哭泣:『校長、校長我終於見到你了,校長,救救我們,救救我們!! 』我看著紹興南街自救會的黃伯伯,他抱著總務長,用哽咽的台語不停的重複著同一句話:『你們都是讀書人,你們都是最聰明的人,你們一定想得出辦法的。』說著,他哭了,我哭了,總務長哭了,在場有誰能夠不哭呢?」

這段出自台大學生葉兆中臉書的文字,短短幾天內在臉書上被轉載近萬次。儘管後續紹興社區居民的絕食抗議,暫以校方、自救會進入協商作收。但若檢視這一連串風波,不管是數百名身穿黑衣頭綁黃絲帶的學生在台大校慶典禮上的靜默抗議,或校慶會場外,台大校方以「保護學生」為名,召警入校引發的校園民主與自主爭議,最該被檢討的對象,很明顯地正是這群底層民眾口中「最聰明的讀書人」。

關於紹興社區是如何因為各種歷史因素,而成為低階眷戶與底層城鄉移民的聚集地;或因政府長年對國有地安置及私建、城鄉移民住居政策的怠惰無為,而使台大校方在今日不得不承接這天上掉下的燙手山芋,媒體已有諸多報導,不在此贅述。

大學自主性 應積極維護

但如果我們同意,大學教育的責任,不只該提供能讓學生對未來職涯做好準備的知識與技能;也是形塑青年作為公民的場域,要塑造學生建立尊重人性、維護自由、珍視多元價值的心性;是讓年輕世代學會負責任地參與批判及討論,來反覆凝鍊我們對公共生活中面臨各式衝突時該如何解決爭議建立共識;簡言之,將匯集社會精英的大學教育作為民主學習過程之基礎階段的話,那麼我很難想像有人會反對,這種理想中的大學,就該具有無論在思想與行動,以及讓人表達這些意見的形式上都更為寬廣的空間;要創造乃至保持這個空間,用當代重要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話來說,主事者就得積極維護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

但這個期待,卻在這些時刻一一落空。

二○一○年八月,紹興社區居民收到台大校方的律師信,要求拆屋還地,否則將被告並追討不當得利;翌年五月,居民陸續收到民事法庭開庭通知,只要曾在社區有戶籍、繳交房屋稅及水電費者,從兩歲小孩到已逝住民;從打過徐蚌會戰的高齡老兵,到智能不足的身心障礙者,都成為被追討數十萬到數百萬元不等的不當得利。早在校方提告前,便已展開社區調查的校內師生,幾度表達居中協助意願,卻未獲校方積極回應。待校方提告後,這群師生要求校方應與居民對等協商,校方也未採納,至多是在幾次會面過程中聽取居民心聲、消極表示沒有安置方案等;此外,主事者決策反覆地在訴訟與停訟間搖擺,以致無法與居民建立互信。並在收到居民將來校抗議的訊息後,事前聯繫轄區警方進入校園維護秩序。

在這個過程中,台大校方輕易地放棄校園作為相對自主場域的理想,在這個處於法律正當性、弱勢權益、公共責任交會的節點上,不試圖匯聚校內包括城鄉、社會、地理等師生調查後提出的專業意見與方案;不反思自身坐擁的龐大預算從何而來,該做何用,而挑選了最省力的興訟路線。在校方成本效益工具理性的計算中,數百萬元律師費僅是每年上百億元預算的九牛一毛;無視底層居民因此面臨生存絕境的壓迫;被讓渡給法律條文的,則是大學與社區、弱勢族群可以如何共存的想像可能性。

校園自主 讓渡給國家暴力

此外,面臨自身決策反覆造就的不信任而引來的抗議,面對上百名手無寸鐵的學生與老弱為主的社區居民時,校方同樣放棄校園自治的自主性,在學生起碼一個月前即在臉書上集結動員校慶抗議時,不思積極協調,捨棄與學生、社區居民間的溝通說服,同樣選擇簡便地發出一紙公文。最後的場面是,數十名帶著長棍的警察進入校園,對集結群眾舉牌要求解散。校方選擇將校園衝突的解決工具交給具暴力性質的國家機器,毋寧是這群「最聰明的讀書人」自我放棄與讓渡可能性的下下策。

正是在這些意義上,正是在台大這個高教龍頭,對弱勢率爾援用國家機器相繩,要追錢告人的「示範」下,對校園民主與自主展現的狹隘想像,讓紹興社區風波即使看似暫告一段落,但這為台大與台灣社會敲響的數記警鐘,仍然餘波蕩漾,也值得大眾繼續關注與追究。



《政黨法》只鞏固了既得利益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會長/徐偉群

出處:財訊412

立法院在本會期排定審查《政黨法》,國民親三黨都將它列為優先與重要法案,日前也在內政、法制與司法聯席會召開過初審會議。不過,由於最近立院議程進入預算審查,加上開放外勞、各項退休保險基金預言破產、軍公教退休福利制度改革等一連串政經連動的爭議,使《政黨法》這個「純粹」政治議題受到較少的關注。

我們不妨把場景拉到今年初的總統與國會選舉,回想一下我們在決定如何投票的這段期間,對國家政治環境的反思,對投與不投以及怎麼投的無奈,相信這些經驗可以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需要一部《政黨法》。更重要的,自從我國國會選舉制度納入「政黨比例代表制」(不分區立委),而規範國會運作的《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讓「政黨黨團」成為行使國家權力的正式單元之後,作為國家主人的我們,已經很難在政黨政治的框架之外,做出參與政治的決定。

不過,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黨法》,才能讓國家主人不致在政黨政治框架下徹底淪落到被政黨綁架的地步?放眼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政黨法制,德國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是提出了最具系統性的回答。簡單地講,有四項原則:「自由原則」、「政黨內部民主原則」、「平等原則」、「公開(透明)原則」。而其中,最為核心的又屬「平等原則」。

政黨政治框架下 如何不被綁架?

「平等原則」之所以是《政黨法》最核心的原則,道理在於:政黨在民主制度中的功能,自始就是讓每一個公民的政治意見,可以透過「各自凝聚並相互競爭」的過程,來形成國民的總意志。政治意見的「相互競爭」,其實就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更重要的,它應該是一動態的、永續的過程。也因此,《政黨法》的核心任務,就是確保國民意見的相互競爭可以「生生不息」。更具體的說,「平等原則」要求《政黨法》必須同時確保兩件事,一是,「所有的」政黨受到國家的平等待遇;二是,「所有的」政黨得到公平的競爭機會。據此,我們又可以說,「平等而多元」乃是《政黨法》「平等原則」的精髓。

自由平等的實現必須以一定物質基礎為前提,這個道理對政黨政治也適用。也因此,「平等原則」在《政黨法》的具體表現,便是關於「政黨財務」的規範。在歐洲,多數國家甚至以《政黨財務法》充作《政黨法》。為了實現「平等而多元」,「公費選舉」與「政黨補助」則成為政黨財務的重要規範模式。這裡有兩個重點,一是,必須防止政黨政治變成有錢人控制政黨,有錢政黨控制民主政治的局面;二是,必須給予小黨生存競爭的機會,維持多元政治選擇的活路。由此接續而來的,便是「公開原則」,即要求政黨財務必須公開透明。它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控制政黨集資所生的社會風險,但更重要的,是作為「平等原則」的補充,用以確保政黨不受特定有錢人操控,或者透過濫用政黨財產獲得勝選。

落實平等公開原則 恐怕不樂觀!

那麼,我們這次《政黨法》的立法有可能落實這四大原則嗎?答案是,不怎麼樂觀。除了像行政院版草案第八條,拿「公序良俗」限制政黨名稱,以戒嚴思維侵犯「自由原則」這樣的規定外,特別讓人憂心的,就是在「平等原則」和「公開原則」的落實。眾所周知,台灣政黨競爭最不公平的地方,便是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龐大,誰也比不上的政黨。

更重要的,同樣眾所周知,但不查就無法全知的事實是,這些龐大黨產不僅多半是從黨國時期,通過國庫供給、政商交換甚至強占私產所循環累積而來,同時也長期被用來買通或交換政治支持。如果無法克服這個問題,那麼「平等原則」將是徒託空言。然而,按行政院版草案,不當黨產問題不但完全不處理,甚至透過草案第二十二條的「政黨經營或投資事業交付信託」規定,將國民黨黨產信託就地合法,未來國民黨便可以名正言順地以黨產信託收益挹注選舉。

另外,無論行政院版或民進黨版,都將「政黨補助」門檻設定在政黨不分區得票率百分之五,按台灣政黨政治的現實,這無異於兩大黨聯手扼殺小黨的生存空間,使「平等而多元」的精神無從實現。儘管已經有人以德國百分之零點五的門檻為榜樣,提出呼籲,然而在缺乏足夠社會關注下,百分之五門檻要翻盤恐怕很難。

至於「公開原則」,則要注意行政院版草案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留給主管機關「彙整列冊」後公開的空間。這會不會成為一種掩護手段,恐怕不無疑義。



讓銀色產業帶動台灣內需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呂建德

出處:財訊411

斯斯有兩種,拚經濟也有兩種。一種是向上提升,一種是向下沉淪。拚經濟是目前台灣人民普遍且熱切的希望。但是,拚錯方向,短期不僅沒有成效,長期更可能賠上產業升級的動能。

面對這一波景氣衰退與經濟危機,馬政府似乎有些病急亂投醫,決定朝向大幅解除管制的路線前進。這包括:基本工資凍漲,大幅放寬外勞比率,本勞外勞薪資脫鉤,在高雄港與台北港成立經濟特區。在今年的總統國慶文告中,還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解除勞動市場管制。在經濟危機下,最重要的是重振消費信心與媒合閒置人力。我們建議政府,應該考慮大幅擴張社會照顧部門,作為這波產業轉型的重要推動引擎,從強化需求面的策略,作為下一波經濟發展的主調。

具體而言,所謂的需求面策略,是指強化對於固定資本形成以及人力資本的投資,透過政府部門在這部分的投資,由於單位生產力提高,私人資本的投資獲利率隨之增加,因而能吸引更多資本(包括本國資本以及外資)的投入。這個策略的基本想法在於,生產要素使用效率以及效能的發揮乃是對抗資本全球移動的最佳策略。透過這些有效需求的提升,可以產出正面性的外部效果(externalities)。

政府應擴張社會照顧部門

這些理論根據主要是來自經濟學界的「新成長理論。這派經濟學家認為,順應市場的政府,許多政策可負擔和包含市場中高成長的商品,例如公共教育與公共社會服務(如老人與兒童照顧)等基礎建設,不但有利於公民就業、改善未來生活,同時也可吸引資本投資。如果能進一步結合重分配導向的經濟政策,加上勞動市場制度的配合,則可在全球經濟下有好的表現,例如北歐的丹麥與瑞典。

台灣在尋找下一階段的經濟成長動能與創造內需經濟中,社會服務產業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即將在二○一六年以加速度進入高齡與超高齡社會;另一方面,福利產業的發展不僅對於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有所助益,同時,也將帶動周邊相關產業與人力的需求。

以人口老化速度來看,日本及西歐國家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超過一五%以上,雖然台灣老年人口比率遠低於其他國家,但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口的中推計,未來二十年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將加快,十三年後將達到二○.四四%,即每五個人口中就有一位老年人。工研院IEK研究推估顯示,台灣高齡社會產業市場規模,在二五年將可增至一○八九億美元(約新台幣三兆五九三七億元),相較○一年的二四六億美元(約新台幣八一一八億元),成長約四.四倍。此外,經濟部也估算,台灣養生照護產業(或稱銀色經濟)今後將可成長至五十家,投資額估計可達新台幣三千五百億元。需求將帶動消費,消費又提振投資,投資增加人力,這個良性循環是即將進入高齡社會之後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環節。

高齡社會刺激新興人力需求

其次,銀色經濟也將帶動對人力的需求。由於服務業經濟生產與消費合一(uno actu)的特性,除非引進外傭,所需人力必須是在地提供的,對於解決失業問題相當有幫助。據統計,○九年供給量一萬八九九一人,預估至一五年時需要四萬八五六九至六萬四千三百人,應培訓的人數在二萬九五七八至四萬五三○九人之間。不過,目前照護員仍然面臨低薪與高勞動強度的問題。如何透過提升基礎訓練時數,強化其專業能力,取得部分護理技術,並配合其他設備的輔助,提高單位生產力;並透過在職訓練的設計,鼓勵在職訓練一定時數,給予服務時加值給付或補助,以增加其薪資誘因。例如,日本的設計已經將照護員的薪資逐漸提高到平均工資的水準,以吸引人力的投入。最後,因為家庭照顧工作由政府接手,女性在無後顧之憂下投入勞動市場的誘因增加,這又創造了更多GDP(國內生產總值)。

需求面管理策略的邏輯是建立在某種經濟良性循環之中。政府政策藉由轉換對國家勞動市場的管制來緩衝市場的混亂,這些政策包含了可預期的工資成長幅度、經由職業訓練實質提升工資,這些外部效果是導因於生產力和競爭力提高、勞資雙方的合作。這些經濟目標對於在多變的全球市場中的流動資本擁有者而言,反而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這些正面外部效果所帶來的獲利,抵銷了高勞動成本。反之,目前馬政府病急亂投醫的供給面經濟策略,只想壓低生產成本,吸引習慣於低工資競爭策略的台商返台,不僅無法有效創造本勞就業機會,更無異宣告台灣拒絕產業升級的道路。台灣的經濟結構將更陷於低薪資、低生產力的惡性循環中!



食譜、下廚與性別平等

文/官曉薇

出處:財訊410

近來迷上閱讀食譜,常常在睡前看食譜。有的食譜中規中矩,有的配上彩色手繪小圖,還有的食譜寫得像和食物做愛,惹得我恨不得衝到廚房,管他穿的還是睡衣,就是要在半夜煮一道和食譜上一模一樣的糟溜魚片,香噴噴上桌,再趕緊照張相片上傳到臉書(Facebook)給好友按讚。但有經驗的人就知道,一道糟溜魚片要多少工夫火候,要溜壞多少只炒鍋,才能溜出Q彈滑嫩的魚片,哪裡是看了食譜照做就行的。

台灣落差三十三年

《國際人權公約》也是一樣。繼《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在台灣施行以後,第三部《國際人權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在今年一月一日施行了。

跟隨兩公約的腳步,這部讓婦運界翹首期盼超過一個世代的婦女人權公約,依照施行法的規定,要在二○一四年底前完成全國法律、命令、規則和措施的檢視,使所有法規措施都符合CEDAW的規定。主責CEDAW施行計畫「性別大步走」的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已經辦理北中南十多場各公務機關主責人員的訓練,目前所有政府單位已經進入實際檢視業務的階段,今年底各部會和地方政府將完成所有法律的檢視,明年底要完成所有命令規則和行政措施的檢視。

CEDAW於一九七九年在聯合國大會通過開放簽署後,至今已有一八七個國家加入,台灣與這部公約的發展,整整有三十三年的落差,我們不熟悉公約的語言、文字,不了解聯合國官方對公約條文的解釋和意見,也不知道國家報告該寫些什麼。對於台灣來說,CEDAW很陌生,一切都是新的開始。這部新到手的是大師級的食譜,厚厚的一本,十六套套餐(CEDAW實質條款有十六條),滿滿廚師才懂的術語。我們站在廚房,菜也洗了,鍋也熱了,但看著密密麻麻的指示,卻不知從何做起。

但看不懂食譜,並不表示不會做菜,也不意味著就煮不出好味道。台灣的婦女運動前輩們已經奮鬥了三十年,在性別平權的路上,我們猶如每日下廚的素人,土法煉鋼煮出了不少好菜,例如﹁防暴三法﹂《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和《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等,也從其他國家和聯合國那兒學了幾道名菜,回來煮了一套「性別主流化計畫」套餐。

如今,拿著CEDAW十六套食譜,我們要做的,是仔細檢視每個細節和步驟,審視是不是每一步驟的功法都做對了:片魚的時候是不是都順著魚肌理的紋路或是與之垂直?溜魚的時候是不是用中溫的火候?也就是說,CEDAW的施行,讓我們全面檢討過去所做的法規或是行政措施,是否都符合了CEDAW所要求的實質平等、而不僅是形式平等?那些原本看似與性別無涉的公共衛生、都市規畫、財經、甚至兩岸人民關係等,都將透過這次的檢視放在CEDAW之下,重新評估它們與女性、性別的關係,如:是不是行政機關或是執法單位在法規解釋上、適用上和執行上,仍存有性別的偏見而不察,進而造成法規執行結果上的性別不平等?

又,政府人員的性別意識是否欠缺?女性在決策中的代表性是否不足,以致影響政策的擬定?社會、文化、習俗的歧視,是否仍深深影響法規政策的施行效果?透過法規措施的檢視和隨之而來的修法和改革,台灣(不僅政府,也連同公民社會)得到了一個契機,能帶著台灣進入性別平等的下一個層次──性別實質平等的落實。

「實作」最重要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與其他二十多位台灣赴紐約參加聯合國暨非政府組織婦女人權大會的代表們,坐在紐約第十四街美國基督教救世軍的禮堂內,聆聽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蕾曼.葛寶伊(Leymah Gbowee)的主題演講。她是賴比瑞亞國際女權及和平運動的投入者,長年走訪非洲各國的內戰衝突現場,致力於鼓吹區域和平。

那天,她的演講讓我印象深刻,她對著也是從事婦女人權運動多年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呼籲,「夥伴們,我們應該站起來,脫掉高跟鞋,走回基層,走回我們原來來的地方!」這樣的實作精神,正可以用在台灣CEDAW實施元年。性別平權的大師祕笈拿到了,菜洗了鍋熱了,是該照著食譜實際做一次的時候了,讓我們回頭看看我們土法煉鋼所做的糟溜魚片道不道地吧!



公視董事會延任吐槽團

文/高涌誠

出處:財訊409

臉書(Facebook)上有一個「第四屆公視董事會延任吐槽團」,每天針對第四屆公視董事的延任自動計時,而計算至十月初為止,早該在二○一○年十二月三日卸任的第四屆公視董事,已經延任超過六七○天了。換句話說,第五屆公視董事會的三年任期事實上應該早已過了一半,竟然至今卻仍未遴選出來。現在公共電視的董事會到底如何運作?外界完全不清楚,這對於一個號稱民主法治的社會而言,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公視第四屆董事在毫無法律根據下延任至今,此一法律亂象,外界原本以為在文化部於八月二十日終於召開了公視第五屆董監事審查會議後,可以畫下一個休止符;詎料,文化部新提名的十四位董事候選人只通過三人,董事人數仍未達《公視法》所規定的最低門檻,這是否意味著第四屆公視董事將如同當年的「萬年國代」一般,無止境的延任下去,著實令人擔憂。

公共電視是為了服務公眾、維護多元價值、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而依照專屬的法律來設立,且運作資金絕大多數是來自於政府,其次是企業和民間的捐款。因此,在高度公益性的要求下,公視董事會的組成自應有足夠的民意參與,並應遵守程序的嚴謹性,因此須由行政院提名董事名單,再送立法院推舉之審查委員會,以四分之三以上的嚴格多數決同意後,才能由行政院長聘任。

謬誤:援引《公司法》無限期延任

每屆公視董事有三年的固定任期,這個規定其實蘊含著國民主權原則的精神:應由民意機關依循最新的民意,定期選出適當的董事人選。換句話說,《公視法》定出任期的用意,應具有確保董事人選符合公共電視多元經營、反映最新民意基礎的作用,且因為公視是公益性的財團法人,所以完全不考慮參照《公司法》的立法模式,讓董事在來不及改選時得自動延任。顯而易見,《公視法》在訂立時就有意識地依循民主法理,禁止自動延任,而非部分人士宣稱的立法疏漏、所以比照《公司法》延任。因此,公視第四屆董事任滿時當然自動解任,完全沒有得延任的道理。

過去新聞局援引法務部見解,以《公司法》規定董事不及改選時即延長現任職務,認為公視原任董事可行使職權至新任董事就任為止,還說這是為維護公視營運常軌,於法無違。然而,公共電視台所承擔之高度公益目的,和一般私人公司怎能相提並論?而且公司的目的是營利,與身負傳媒公益目的之公視完全不同,若可類比,何須費事為公視另訂法律?過去的新聞局和現在的文化部,對公視的公益性、特殊性視而不見,以根本不能類推援引的《公司法》作為延任依據,除了不倫不類,更是違法謬誤。

何況縱使依據《公司法》的規定來延任,主管機關還是必須盡速限期命令改選,如果到了期限仍未能改選,原董事依然應該被解任。而若連營利公司的董事都沒有所謂依法「無限期延任」之可能,以公益為目的之公視董事竟然可以因為新聞局一紙違反《公司法》的行政命令,而自動無限期延任,簡直是荒謬到了極點。

其實文化部也意識到其中確實有違法的問題,而且為了一併解決公視董事難產的困境,所以在最新的《公視法修正草案》中,便比照《公司法》加入得延任的規定,冀希修法通過後,可以為延任之事解套。但若果真依此修法,反而將後患無窮,因為行政權從此不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控制公共電視:只要董事聽話就消極不改選,讓他們依法延任,讓不受監督的萬年董事就地合法。因此,立法院根本不該讓這條修正案通過,而應堅持依現行法,於董事屆期時當然解任。

解套: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董事

至於董事當然解任後無人行使職權的問題,事實上也有解套的辦法。目前的《民法》和《非訟事件法》,早就有如何處理的明文規定。像公視這樣的公益法人,當它陷於無法運作的困境時,法律原本就要求法院適度介入,而檢察官身為公益的代表人、法律的守護者,除追訴犯罪外,更重要的是負起維護法律秩序的責任。因此,在行政、立法僵局未解,新任公視董事無法順利選出,舊董事當然解任而不能行使董事職權的情況下,檢察官本來就應該依據《非訟事件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主動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董事,代行職權,並由司法進行監督。這原是權力分立與法治運作的ABC。

不料,文化部長龍應台在接受立法院質詢時,竟然表示公視董事難產「只能等下去」,而檢察總長黃世銘竟也始終旁觀納涼,如此怠惰擺爛的政府,豈能不令人搖頭?



你也可以選擇家人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祕書長、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簡至潔

出處:財訊408

當台灣的主流媒體反覆播送著保釣、電價上漲、倒閣等新聞,一場挑戰傳統親密關係的革命行動,正在台灣社會如火如荼的展開。

今年九月八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發動了一項多元家庭,我支持!連署行動,預計以百萬人連署之姿,將台灣第一部由民間自主起草、具多元家庭特性的民法修正草案於明年九月送進立法院。連署起跑十天,已經有超過一百個團體、一萬五千人進行連署聲援。

這份行動之所以引發關注,除了因為此草案包含了同性婚姻合法,有更大的原因在於此草案對於「如何成家」有革新的理想以及具體的建議。在台灣現行的法律制度以及社會文化中,成家意味著結婚,而所謂的家人則是和自己有血親、姻親關係的一群人。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要如何聚攏在一起成為一個家,往往超出了法律的邏輯,有些人即使沒有血親關係、沒有締結婚姻,仍舊相互照顧、關愛對方、分享生活,且因為長期緊密的相處,對彼此的生活與性格瞭若指掌,成為彼此生命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人。這些人可能是同性伴侶,也可能是不願進入婚姻的異性戀情人;可能是離了婚的中老年婦女,孩子大了不在身邊,幾個好姊妹就相依相伴幾十年;也可能是年紀大了才終於遇上的黃昏之戀,因為顧慮子女的感受,幾十年相伴也沒有結婚。

立法延宕 悲劇不斷上演

雖然他們的「成家邏輯」挑戰了既存的法律體系與漢人父系家庭的文化傳統,既不以生養孩子為目的、也不見得是性與愛情的獨占結合,並不代表他們之間的情感連帶比血親或婚姻關係來得薄弱,但因國家法律將他們排除在外,造成這些家庭許多實質權益的損害,包括因家庭關係不被承認,使醫療探視成為問題;有人在伴侶死亡後,於痛失愛侶之際,還得為了財產和對方家人爭訟,或是已經生養孩子的同性伴侶,因為法律不保障第二親權,造成家庭與社會生活的困難……,以上種種難題,其實只消法律承認他們的家庭與伴侶關係即得輕易避免,卻因為國家一再延宕立法,導致悲劇不斷上演。

為解決上述社會排除與法律匱缺所造成的不平等,伴侶盟以「自由戀愛、平等成家」為核心理念,草擬了此一包括「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人家屬」等制度的民法修正案,希望透過立法行動,讓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乃至不以性關係為基礎的結合,都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選擇結婚、登記為伴侶或多人家屬,合法地建立自己的家,追求、定義屬於自己的幸福。

三種制度 滿足多元家庭

同性婚姻主要是將民法中婚姻與家庭的性別要件中立化(例如:將「夫妻」改為「配偶」、「父母」改為「雙親」),狹義觀之,此舉似乎僅為了讓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更積極的意義,則是去除婚姻中的性別要件,使多元性別者可以自由進入婚姻,不需要受限於生理、心理、社會的性別規範,比如:一個正在進行變性手術的人,其所締結的婚姻應該稱之為「同性婚姻」或「異性婚姻」?恐怕對當事人而言都不自在。因此徹底去除性別二元對立的概念,才有可能解決跨性者所遭遇的壓迫處境。

伴侶制度則是創設一套不分性別、不以性關係為必要基礎的成家方式,可納入不同形式的親密關係,包括:情人、好友、姊妹……。

由於人們的親密關係相當多樣,其所需求的權利義務內涵不盡相同,因此,伴侶制度的設計更強調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意願,將遺產繼承、居住安排、家務勞動、子女扶養……等權利義務安排開放給當事人協商決定,而不是如婚姻制度般,由法律規範好一整套固定框架,當事人僅能遵循。

多人家屬則是以「選擇家人」(chosen family)的概念擴充民法中「家」的定義,也就是說,「家」不再是以親屬關係作為必要基礎,而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在一起,無論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朋友、情人,或具有血親、姻親關係的親屬,只要視彼此為家人即能共同成家。

伴侶盟這三套成家制度的立法,將還給同性伴侶平等結婚的權利,相當程度矯正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存在的性傾向歧視,而透過伴侶制度、多人家屬制度的創設,台灣現存「成家等同於婚姻、婚姻等同於幸福」的狹隘想像將被改變,國家與社會將透過這項法律改革,讓人民不再無意義地受苦、有機會合法地自由結合,自主選擇家人。



誰有權利加入健保?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呂建德

出處:財訊407

近來,關於來台就學的中國學生是否應該納入全民健保,引起社會各界討論。全民健保是作為台灣共同體的一個重要象徵,自從一九九四年立法通過,九五年開始實施以來,已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社會建設。然而,到底誰有權利加入這個共同體,勢必隨著台灣進入全球化的過程(及擴大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中而被凸顯出來。中國學生來台就學進一步凸顯了這個問題:到底誰是「我們」?誰有資格進入這個社會保險共同體?

理論上,只要進入台灣居留滿一定期間以上,即有資格取得申請納保。健保法第九條規定:除前條規定者外,在台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在台居留滿六個月。二、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基於人權與社會權保障的原則,即使是住民而非台灣公民,應有權要求加入健保,並依其財務能力盡繳費之義務。

中生納保 牽動台灣認同問題

這個原則在許多採取社會保險的先進國家已被廣泛接受。例如,德國社會保險法就規定,在德國工作的外國籍專業者享有與德國勞工相同的社會福利;當外籍專業者開始在德國工作後,所屬的雇主必須替勞工註冊健康保險、失業保險和退休給付。一般而言,德國雇主必須支付五○%的社會保險保費,而勞工必須支應另外一半。

現在的問題是,即將加入的中國學生可能引起幾個疑慮。首先,中國學生是否可能帶病投保,形成逆選擇的問題,加重了台灣健保的財務負擔,並且對於奉公守法的台灣公民不公平。這個疑慮並非完全無根據,中國的醫療體系在九○年代面臨了類似新自由主義去國家化的衝擊,國家對於公立醫院的補助大幅降低,個人自負額部分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台灣的健保體系相對便宜且品質甚佳。中國學生是否可能利用來台就學的機會,不當使用健保資源,也引發疑慮。雖然有保險精算學者認為,來台就學的中國學生由於年齡層偏低,罹病機率較低,反而對於台灣健保財務屬於正面貢獻。但逆選擇的可能性,以及財務風險卻不能完全排除。

其次,中生來自台灣的敵國──中國,他們值得我們給予這個社會公民權嗎?同時,更大的憂慮是:中生是否會在學成後留下,或任職於中國在台投資的企業,或任職於台灣的企業,對於台灣公民的就業權形成傷害。第一個是社會安全的問題,第二個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兩岸交流 帶來了機會與威脅

中國學生是否應該納入台灣健保引發了一連串關於安全的考慮,這其實也是台灣共同體重新劃定界線的考慮:到底誰有資格進入這個共同體並且受到保護。全民健保當然是一個社會互助、風險分擔的共同體,問題是誰願意與誰進行社會團結、分擔社會風險?這個問題牽動了台灣認同政治的問題。另一方面,中生的納保是否可能影響健保的財務健全與公平性問題,這部分是涉及分配政治的問題。舉例而言,目前中國來台的投資與工作者(例如俏江南餐廳的董事、經理、廚師、會計等)已經納入健保體系。但這類人口群是以第六類地區保險身分納入,除了保費低廉(每月繳交六○四元),政府仍須補助四成保費。

事實上,這類人口群應該以第一類納入,因為他們實質上就是勞工,須自付三成保費,雇主繳交六成,政府只應補助一成(如果是雇主則是全額自繳)。目前這類人口群以第六類身分納保,是因為政府稱這些中國來台工作者為「來台專業人士及商務人士」,而非實質上已在台從事勞務的藍領或白領勞工。這其實是掩耳盜鈴的解釋,同時,也對於健保這個共同體財務分擔的公平性原則(即各取所需,但亦須各盡所能)有所傷害。因而「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在關於中國學生納保的公開聲明書中主張,「政府應通盤檢討不同投保身分所涉及保費補助及負擔比率公平性問題」。

中生納入健保涉及台灣對於人權與社會權相關問題的自我理解與基本價值,這個問題有助於台灣重新審視健保這個共同體的成員資格,以及其權利義務的問題。隨著全球化的步調不斷加速,未來進入台灣工作或就學的外籍人員勢必愈來愈多。外國住民將豐富台灣政治與社會社群,中生在台就學也有助於台灣多元文化的形成,我們當然樂見其成。不過,事情一般具有兩面性,特別是中國效應的問題。機會與威脅並存,問題是誰的機會,誰的威脅。



公共電視的民主想像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孫嘉穗

出處:財訊406

九月一日記者節的前夕,被媒體環境惹惱的各路公民團體,正串連聚結準備於記者節當日走上街頭,旺中媒體無視民主與人權的作為,讓人見識到財大到只剩氣粗的媒體業主,可能如何的傷害媒體內部的民主,與如何在社會議題上肆意而為。商營媒體之外,公共電視董監事選任連年爭議不斷,如今成了文化部長龍應台上任後費盡心思仍待解決的問題。

新聞局在五月份正式整併入文化部後,楬櫫了傳播與文化更為貼近的組織架構,公共電視及公廣集團的議題,也成了文化部急須處理的重點事項,華人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期盼或許陳義過高,然則媒體、文化與公民力量的顯現,如何經由公共電視來呈現,無論公視的董事為誰,後續的傳播政策如何在文化部和公共電視的政策擘畫中落實,皆是新格局的文化部與公共電視該正視的問題。

公共電視如何顯現公共性和發揮公民媒體的力量,以及在政策上和節目規畫中展現成果,從BBC的經驗中確有值得參考借鏡之處。以文資保存為例,此為文化部負責掌管的職責,然則國家經費有限,全國待修復文化資產如此繁多,如何從中做選擇,BBC作為公共媒體的民主展現,就是成為國家文化政策與地方文化資產銜接的平台,並讓全國公民一起介入這個文化資產保存與資源分配的過程。

文資保存 可借鏡BBC經驗

這個民主過程如何展現?節目的設計,不僅僅是介紹文化資產本身的歷史與現狀,更訪談地方為保存資產而奔走的地方社群與相關人士,在節目中所看到的,不僅是有形和無形資產所面臨的困境,從中更顯現出地方人士的努力,以及文化資產若能獲得補助,地方相關團體會如何使用經費以及能有多少地方人力及相關配套的支援,在國家的補助之外,更著重在地的永續發展與經營。

而在各集的節目逐次介紹各地文資保存景點之後,更讓公民參與國家資源應投注到哪幾個文資保存的聚點,閱聽眾可票選心中認為該投注資源挹注的文化資產。隨著各地文資景點的介紹,閱聽眾不僅從而知曉散落各處的國家文化資產,也認識了各處文資保存相關團體和人士的文資保存規畫和努力,不僅有助於各地資產保護的相互學習,也協助了全國文資網絡的建立。

從節目的各地待保存景點介紹中,閱聽眾也可比較出待保存資產的緩急之別,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決定的經費挹注有了全民討論及投票的民主過程,政府的文化政策補助也較有民意的基礎為後盾,而公共媒體更從中顯現其公共性,與展現公民力量在地方的生機,並讓公民能參與此決策過程。

節目播出後,不少案例也獲得了當地企業挹注經費扶助文化資產保存,故而在國家經費之外,也吸納了民間和企業力量的投注,將原本不夠的經費逐漸補足或招引更多當地人力的投入。上述案例呈顯了媒體成為連結國家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結合民間企業,落實民主發展的正面力量。

公共媒體 成為正向民主力量

文化部相關業務與公共電視還有多種合作的可能空間,以成為促發多元文化社會的民主力量。如文化部所執掌的文學出版與文化傳播業務,除了可規畫內容產業從平面到電子媒體的轉換,如BBC將歷史與經典文學轉換為公共電視影集,國內閱聽眾之外,還可進行全球的文化傳播,除了在國內可向人民展現本國相關的文化和歷史資產為何,對外也在紙本文本之外,以公共電視的影集方式,向全球傳送英國的文學與文化資產。

在多語言的傳播籌畫中,如能兼顧弱勢傳播權的相關規畫,如將台語、客家與原住民文學的代表作品,以文學影集製作並搭配不同語言的字幕,以公共電視或公廣集團的長遠發展規畫,並和文化部相關業務一起統整考量,不僅可促進多元文化社會的交流,文學作品中展現的民主價值,也可在節目播出的同時,對國內外的閱聽眾產生影響。

面對台灣當前的媒體環境,儘管商營媒體的跨媒體壟斷現象讓人憂心,公共電視的紛擾仍待解決,然而媒體環境的健全攸關民主的發展,文化更不應只是好生意,體質健全的媒體文化,可以涵養培育人民的精神靈魂,展現民族文化的深層底蘊,以及國家的關懷與理想。

公視董事的遴聘只是諸多問題之一,相關人士在倡議、考量及爭取文化部和公共電視經費的同時,更應擘畫公共電視和公民的具體連結及實踐方法,在公視董事爭議落幕後,逐步規畫可實行的目標,公民社會更可持續提出對公共電視的民主想像與具體落實的建議,讓顛簸前行的公共媒體,成為連結國家政策與公民社會的正向民主力量。



台灣的歷史與憲法何干?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陳翠蓮

出處:財訊405

七月十一日國民黨中常會上,中常委邱毅建議應該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皇民化、台獨化等內容;台灣與中國史應合併稱為「本國史」。黨主席馬英九回應表示,他辦公桌上現正放著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他看了也覺得很荒謬,例如把清朝統治寫成清領,把清朝、鄭成功、國民黨執政與日本統治都視為外來政權等,「嚴重的是違反憲法」。他贊同邱毅的主張,認為這是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

「歷史書寫要符合憲法」,真是馬主席的驚人創見,這是典型的政治操縱歷史。我們不禁要問,台灣歷史與憲法究竟有什麼關係?到底是誰的教科書?要符合誰的國策?

虛構的民族 早被拆解無存

有關政治操縱歷史,五年級生一定不陌生,「中國文化的道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國父、蔣公一脈相承」的論述,將五千年前無可考的傳說嫁接上當代政治,看似首尾相連、一氣呵成的歷史建構,如今已經被當作笑話看。漢、滿、蒙、回、藏、苗、傜(五族共和?七族共和?)的「中華民族說」,充滿政治性與虛構性,也早已被中國史學者拆解無存。

教科書要符合「既定國策」,夜以繼日、喃喃不斷地對人民洗腦,只有在極權體制下可以做到。不只教科書,包括報紙、媒體、文學、藝術創作,所有的思想載體都必須「符合國策」。過去,蔣介石這樣做,今日,北韓與中國也還這樣做。

但是,只要獨裁、極權體制動搖,國家掌控的歷史書寫就會受到挑戰,不想見光的醜事遮不住,謊言一一崩解。民主社會之下,人民做主,歷史的書寫多元多彩,早已非一黨一朝可隻手遮天。

台灣史到底要怎樣「合併於本國史」?中華民國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但台灣島上早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漢人尚未來台以前,台灣屬於南島語族原住民的天地,這時的歷史與「本國史」何關?中華民國建立時,台灣是日本的領土,又該如何合併於「本國史」?作為日本國民的台灣人,二戰時期被動員參與帝國「聖戰」,這些都是歷史事實,為何就是「皇民化」書寫?一八九五年日本依據《馬關條約》統治台灣,不能稱「日治」,必須改稱「日據(日本竊據)」;那麼,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並無條約依據、就軍事占領台灣,難道要稱為「中占(中國占領)」?只准中國是正統,他者都是篡逆,十足的粗暴。從台灣島上人民的觀點來看,把清國、荷蘭、鄭氏、日本、戰後國民黨的統治統統稱為「領」或「治」,已經是最客氣、最寬容的提法了。

人民 才是歷史的主體

主張台灣史書寫要合於憲法之說,更是昧於事實。中華民國建立時,台灣並不包括在內;誰知道憲法完成後,中華民國只剩下台灣?這恐怕是世界上最荒謬的一部憲法了!如果要照這部憲法編寫教科書,那該回到三十年前「共匪竊據大陸」、「反共復國」的表述方式,連馬總統的「一中各表」都是違憲呢!還有,令「秋海棠」變成「老母雞」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也不該存在。別以為抬出憲法就可以糊弄人!

以國族主義的邏輯編寫歷史、建構歷史,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了。並且,以國族、政權為主的歷史詮釋,恰也最易蒙蔽理性、招致衝突。近半個世紀以來,史學主流早已從國族歷史轉向人民的歷史──人民,才是歷史的主體。

台灣島上的人民,包括南島語族原住民、閩客早期來台漢人、戰後來台的外省人及不斷增加的新住民,才是台灣歷史的主體。這些不同時期進入台灣島嶼的人們,曾經分裂對立、也曾相互扶持;儘管有著恩怨情仇,卻是生死與共。他們面對各個時代與政權,歷經腐敗王朝的壓迫、殖民政府的剝削、獨裁強人的恐怖對待,卻能孜孜矻矻、再接再厲,追求自由人權、建立民主社會。這樣的台灣歷史書寫,誰曰不宜?

經過多年的統獨爭議,台灣社會才稍稍喘一口氣,哪知道,馬總統的教科書主張旋將台灣再推入統獨大戰。過去國民黨批評他黨意識形態治國,本身卻是不遑多讓。尤其,馬主席對高中歷史教科書「皇民化」、「台獨化」的批評,與七月號中國︽海峽評論︾雜誌對台灣教科書的指摘若合符節,更令人感到不安。

根據近十年來的民意調查,主張「維持現狀」、「我是台灣人」屢創新高,馬總統的主張背離民主台灣多數人的看法,不知是為誰編寫教科書?



拚經濟拚正義,哪個重要?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

出處:財訊404

以公平正義之名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是這樣的政治:競逐和行使政治權力的程序必須公平,政治決定的後果必須正義。這個政治理念雖然抽象,卻蘊藏著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巨大動力,許多論者仍然相信,以公平正義之名的政治是人類文明化的未竟之業,而其實現也正是(如康德、羅爾斯所言)人類繼續存在的意義之所在。

不論是否在意識的層次上,也會用「人類文明化的未竟之業」、「人類存在的意義之所在」去理解、定位以公平正義之名的政治,我們對公平正義多持正面態度。不過,當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面臨障礙或困境時(如出口銳減、外人直接投資衰退、GDP成長率下降),許多人對公平正義的信仰就開始動搖了。

例如,最近有商界的朋友說,在這個高度競爭的時代裡,大家為了追求成功的事業、體面的生活,已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恐怕再也難以對這樣高遠的政治有什麼幻想;政治,如果還可以期待的話,應該要把台灣的經濟拚上來、居住環境不要搞壞,而不是去奢談、追求「誰都講不清楚」的公平正義。

拚經濟就要犧牲公平正義?

針對馬政府以公平正義為訴求復徵證所稅一事,郭台銘先生則高分貝地批評:「政府為了證所稅紛鬧不休,浪費了國家的資源,現在其他國家都在全力拚經濟,但我們卻陷在證所稅議題中。繳稅是人民的義務,但應考量效率與稽徵成本。如果新版本花這麼長時間還抽不到一百億元,若課稅讓稅基稅源流失,殺雞取卵,得到的正義解決不了吃飯問題!」

不過,民眾無力關切公平正義,社會精英對公平正義失去耐心,這樣的社會氛圍,委實令人擔心,因為以公平正義之名的政治正是台灣社會需要的政治。理由是,當一個社會的經濟成長趨緩甚至停滯時,拚經濟誠然具有急迫性,但是公平正義不會因此變得不重要,就社會團結感的凝聚、社會穩定的維持而言,公平正義甚至比經濟快速發展更重要。

當經濟發展趨緩或停滯時,對目前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而言,他們的人生前景大概就更難藉由獲得更高報酬的職務和工作而有所改善,不過,整個社會對於公平正義的承諾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下一代會在公平的政治過程和正義的分配體制下,開始他們的人生、有機會脫離最底層的處境,而這樣的認知會有助於提升最底層者對社會的認同。反過來說,犧牲公平正義而讓最底層者的下一代沒有翻身希望的經濟發展,對這些已經在底層的人而言,是缺乏意義的發展。

以公平之名,落實政治改革

許多工商業人士把經濟發展和公平正義對立起來,認為兩者必然衝突,其實是誤解,因為衝突與否,端視我們追求什麼樣的發展。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犧牲公平正義有時候也許是刺激經濟成長、繁榮「最方便的」或「最有效的」手段;然而,這並不表示,即使是短期而言,犧牲公平正義就是刺激經濟成長、繁榮「唯一的」手段。凡動不動就建議政府要拋棄「虛幻的公平正義」、「廉價的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的迷思」去拚經濟者,恐怕在知性上都沾染了怠惰的惡習,懶於去思考、研究如何在公平正義的約束下發展經濟。

我們要問:誰說政治更公平(讓金錢扭曲政治的程度降低,而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教育機會的分配更正義(讓家境清貧但天資稟賦高的孩子,也能習得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術)、不會更有利於台灣的經濟發展呢?

以公平正義之名的政治,不僅關切社經資源的分配,也關切政治權力的競逐和行使的程序。就台灣社會而言,要讓經濟發展與社經資源的分配正義並行不悖,我們應該更積極地以公平去深化民主,推動以公平之名的政治改革。

具體而言,政府除了要積極地保障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外,還要強化公平競爭的選舉制度(如禁止國民黨使用黨產輔選、放寬政黨補助款的條件、限制競選經費的額度)、建立有利公共理性運作良好的審議程序(如訂定貫徹「利益迴避原則」和「財產來源透明原則」的法律,或防止政治人物得知捐款來源)、落實平等的政治參與(如確保人人享有政治參與的社經必要條件、實施不在籍投票制度、降低公投門檻等等)。

就目標而言,以公平之名的政治改革,不僅要使每個人都享有競逐政治權力、參與統治的政治自由,而且也要讓政治自由的價值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公平的:讓人與人之間不會因為社經資源的差異,而無法同樣有效地利用其政治自由、享有不同的政治影響力。沒有這層意義的公平政治,台灣恐怕也難有同時兼顧社經資源分配正義的經濟發展。



世上最公平的稅

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孫友聯

出處:財訊403

從三月底前財政部長劉憶如拋出證所稅開徵,至今已一百多天。隨著立院休會,爭論不休的證所稅看似暫時止息,但朝野早已敲定在臨時會再協商闖關,屆時朝野勢必再起脣槍舌戰,只是這經過朝野一再折衷、交易、妥協,最終三讀通過的版本,還是證所稅嗎?事實上,現今的各黨版本中,社會咸認最可能通過的國民黨團修正版本,正是最不像證所稅的版本,嚴格來說,構築在扭曲設計上的這個證所稅,早已名存實亡。

政府始終對外聲稱證所稅非做不可,卻對課徵內容抱著「什麼都可以談」的曖昧,這也注定證所稅出財政部大門後,將淪為爹不挺、娘不依的孤兒版。行政院迫於壓力,先將免稅門檻由三百萬拉高至四百萬元,後又把二%的稅率妥協為一五至二%,連原本視為成本費用扣除的證交稅,也變成直接抵稅,一來一回間,預算稅收已降為百億元之譜。外界也就此看穿箇中虛實,府院既能一再退讓,豈不意味著只要再施壓,就能讓證所稅就此打住?果不其然,在業者及企業的大舉反對下,莫說在野黨對行政院版不買帳,連自家黨團也大挖牆腳,打著民意旗號,搞出一日三變的修正動議版。

隨指數課證所稅 世界創舉

此動議版本不僅獨樹一幟,甚至創下證所稅的創舉。相較世界各國證所稅都是以「所得」為課稅標的,此獨創版是在民國一二年至一四年間以大盤指數為依據,指數超過八千五百點就依賣出金額課徵千分之.二的「所得稅」,超過九千五百點即課千分之.四,超過一萬零五百點則課千分之.六。此版雖名為所得稅,但大盤指數與股票買賣的賺賠毫無關聯,不論輸贏只要指數達陣就一律加課所得稅,早已違反證所稅「有所得才課稅,有虧損得抵減」的基本原則。

四年後取消隨指數徵收,改以核實課稅,但課徵對象也限縮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五萬股以上者、當年度賣出金額十億元以上、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至於原本欲納入課徵對象的IPO(首次公開發行),也在企業主的強大壓力下改成不溯及既往,這意味現已成立的公司經營者或大股東,即使未來出售股票賺入十億、百億元,也得以免稅。而原本財政部預估稅收為六十億至一百億元間,在排除IPO大戶後,恐怕只剩不到五十億元。

從政府對證所稅的態度,再對比綜所稅制,不難看出重資本輕勞動立場,一直是政黨的基本綱領。施行數十年的綜合所得稅在十一類法定所得中,薪資所得的比重持續提高,九十九年占綜所稅的七五.二%,第二高的股利所得僅占一二.五七%,具資本利得之名的財產交易所得,以及以包租公為主的租賃與權利金所得,竟只占綜所稅的.三八%及二.一%,與薪資所得比較何止天差地遠。

政府從上班族勞動者身上收取如此高比率的稅負,總視為理所當然,但對出售股票、房屋等資本利得者,則一再厚待,連課徵證所稅的對象也一再限縮,力求「影響最小」,從證所稅看綜所稅,不難看出稅制的差別待遇,早就變成對勞動者的嚴厲懲罰。

重資本輕勞動 公平何在?

社會對於稅制不公的批評長達數十年,但行政部門一開始就將證所稅定調為「先求有,再求好」。這種論點泛見於各公部門,例如每年的基本工資調漲爭議時,面對勞工呼籲基本工資應一次漲足,官方僅以微幅調漲回應,總是搬出「先求有再求好」,導致近百萬領取基本工資的低所得者,根本無力因應快速飆漲的物價;再如金融風暴後,勞委會為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九十八年起以二二K政策全額補助企業以實習之名雇用大學生,將大學畢業生原本兩萬六千元的起薪下拉至兩萬兩千元。當時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還喊出:「沒有二二K,大學生一毛錢都沒有」。

官方要求勞工一再體諒,要先求有再求好,但從經濟成長與薪資結構來看,經濟不斷成長,企業盈餘占GDP分配比重一再提升,勞工的實質薪資(即薪資漲幅扣除物價漲幅)卻倒退回十三年前的水準,連非典就業人口數也愈來愈多,勞工一再忍讓只求有,但企業及政府何時讓勞工活得好?曾幾何時體諒過勞工也有生存權?

如今稅制似乎出現一線改變契機之際,政府又再度喊出「先求有再求好」的口號,一般小老百姓根本就不具信心,畢竟從證所稅身上,我們又再一次看到財團、富人顯露通天撼政之能,一樣是所得,從股巿賺錢就是上賓,在街巿巷弄餬口者卻都成了劣者?西方有個俗諺,「世界上唯一公平正義的稅,就是讓別人繳稅。」對照政府的立場、財團企業的說法,以及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持續擴大的差別待遇,這話豈不貼切?



祕密就在「九二共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

出處:財訊402

還記得今年一月總統大選前幾週的媒體奇觀嗎?企業集團大老闆們,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猶如演奏拉威爾的《波麗露舞曲》,同樣的樂句不斷反覆,參與演奏的樂器愈來愈多,音量愈來愈大,直到最後一瞬間爆發。

十多年來,中國干預台灣選舉的動作從沒間斷。一九九六年的台灣首次總統直接選舉,北京採用飛彈射擊「武嚇」。之後歷次總統大選,中國用種種方法干預選舉的報導不少。二一二年,最特殊的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而且有系統地操作「以商圍政」的「文攻」策略。這個策略的核心就是發動「九二共識」宣傳表態。

最近一位法國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Po.)的教授訪談筆者,她覺得很好奇,過去二十年兩岸沒有直航,經貿關係仍發展得相當好,為什麼馬英九政府會在八年開始與中國簽訂這麼多的協議,綁住台灣自己的手腳,並且讓國際社會認為台灣與中國已經在急速進行統合?

九二年兩岸有共識嗎?

我跟她說:祕密就在「九二共識」這個看似空洞的政治修辭。馬英九代表國民黨贏回政權是一個長達十年的政治操作過程。李登輝的「兩國論」以及二○○○年民進黨執政,迫使中共提出「一九九二年共識」這個模糊化的詞彙,來推動國共合作。國共逐漸喬出了「一中屋頂」。五年國共正式合作。胡連公報中明白列出:以「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這個「國共公報架構」獲得當時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認可。六年三月,馬英九在美國提出「馬五點」,第一點主張就是:國民黨將促進兩岸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盡速恢復協商。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國共開始執行這個「九二共識議定書」。馬英九第一個總統任期(八至一二年)國共兩黨便開始收割「九二共識」的果實。問題的關鍵是:誰在幫國民黨打總統選戰?他們為什麼幫國民黨打選戰?難怪選舉過後,新聞報導說北京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九二共識」經過此次大選,可說是已經結束的戰役,但仍充滿謎團。第一,兩岸一九九二年有「共識」嗎?內容是什麼?第二,誰「發明」了「九二共識」?第三,「九二共識」這類政治詞彙如何影響台灣內部政治?

「九二共識」出現的歷史時刻,關鍵時間點在一九九九至二○○○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不久北京對台系統就提出「一九九二年兩會共識」這個詞彙。當時,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說:把兩岸說成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粗暴的破壞,海基會某些負責人把兩岸關係說成是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對一九九二年兩會共識的粗暴破壞」。

在此脈絡中,中共所謂的九二年共識是指:兩會在九二年香港會議期間,中方所堅持的,「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應表述一個中國原則,但先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表述方式可以充分討論協商,這實際上表明表述方式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頭的。」這個立場,也就是後來中國一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之後,當時的陸委會主委蘇起,在二○○○年二月提到「一九九二年的共識」。

國共合作對抗「台獨」

○○○年三月總統選舉前,中共又再度喊話。唐樹備表示,假如台灣回到一九九二年共識,兩岸兩會就可以開始工作。但唐樹備說:兩岸可以回到九二年兩會達成的共識下恢復協商,但九二年的共識並非台灣方面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是中共所說的「堅持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內涵可以不討論」。

○○○年四月,蘇起又提出以「九二共識」打破兩岸協商僵局。蘇起後來說:「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他發明的。李登輝曾炮轟「九二共識」是「製造」出來的,還要求與蘇起對質。蘇起表示:「九二共識」的「名詞」是他在政黨輪替兩個月前發明的,「我的苦心是希望兩岸仍有對話基礎」,但內涵仍是李登輝總統任內多次引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從以上的時間脈絡分析中,可以說是蘇起發明「九二共識」嗎?恐怕很有爭議。事實真相更接近:中共在一九九九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之後,啟動了「九二共識」這個戰場;國民黨「拿香跟拜」。國共兩黨在「九二共識」這個模糊的名詞上開始聚焦,找到進行歷史上第三次合作的契機。第一次國共合作是「聯俄容共」與北伐,第二次合作是抗日,第三次則是為了對抗代表台灣本土力量的民進黨。五年的胡連會公報中說: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每逢總統大選就會發作

在「九二共識」這個暗藏玄機的詞彙底下,台灣的政治空間愈走愈窄。國民黨在選舉前一直宣傳「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一中代表中華民國。北京的說法卻是「各表一中」:海協、海基兩會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中原則的共識。在國際上,誰說的話算數?前一陣子,馬英九的特使吳伯雄在北京提出「一國兩區」,顯示國民黨的文字遊戲已經玩不下去。這樣下去,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能完全依靠中國的「施捨」。

不可忽略的是,愈來愈玩不下去的「九二共識」政治修辭,卻不斷影響了台灣政治。筆者搜尋「聯合知識庫」,從一九九二年十月到二一一年的十二月,以「一中各表」與「九二共識」為關鍵字統計報導次數。從這兩個修辭密集出現的時機可以發現幾個顯著趨勢。(參見上頁圖表)「一中各表」出現的次數,分別在二○○○一年、八年、一一年出現高峰。其中最高峰在二○○○一年。「九二共識」出現的次數,分別在一年、五年、八年、一一年出現高峰。其中最高峰一一年,也就是本次總統大選的前幾個月。這兩個關於兩岸關係攻防戰的政治修辭,已經「內化」到台灣的選舉週期,也就是每逢總統大選便會「發作」一次,鋪天蓋地般席捲新聞媒體。換言之,中國因素已滲入到台灣的選舉運作當中。近年來,「九二共識」的報導次數大幅超過了「一中各表」。從發展趨勢來看,「一中各表」逐漸淡出,「九二共識」取而代之。

中共是一個善於使用修辭政治的政權。國共兩黨經過十幾年的磨合,在「九二共識」這個模糊概念上合作,簽訂協議,推動兩岸快速的經濟整合。民進黨在這場歷史大戲中缺席,並且在國共合作營造的「一中屋頂」底下不斷地被邊緣化。「九二共識」之後,中共會「新創」什麼政治詞彙來深化框限台灣?這問題值得深思籌謀。



天龍思維,夠了吧!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副教授/簡旭伸

出處:財訊401

一個文明的指標,是看待國家如何對待他最為底層的社會弱勢群體與空間偏鄉離島。台灣這幾年,貧富差距愈益拉大,形成典型M型社會。然而M型現象也發生在空間上,一頭是首都人口產業愈益發達,伴隨房價飆漲、環境乘載無法負擔等過度發展(overdevelopment);另一頭是偏鄉離島產業外流、人口老化、文化失根、政治無力等矮化發展(underdevelopment)。

偏鄉離島宛如「花瓶」

更重要的是,首都極大化的豐沛人力資本,其實正是偏鄉離島的腦力外流(brian drain)。換言之,偏鄉離島正陷入因為被納入以台北為中心發展體系下的邊陲回洗現象(wash-back),愈發展愈是依賴,愈依賴愈矮化的惡性循環。

這種城鄉高度失衡、區域差距急遽擴張的不均衡發展,涉及交通、教育、環境、醫療等各方面。然究其核心,卻是儘管藍綠輪流中央執政,但對於空間區域發展政策,卻是一丘之貉「台北至上、中央集權、成本決定、都會思考」的舊思維。

首先,從選票政治的考量下,偏鄉離島最大特色,說穿了就是維持國土完整下的象徵性「花瓶」,需要時拿出來說嘴,不用時可以收起來。這花瓶概念的極端展現,莫過於中央政府對於「澎金馬」三離島的態度。面對共同國際政經困境,中華民國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換言之,「澎金馬」三離島是中華民國參與全球組織的四分之三國際姓名人格權。然而回到國內政治,同為弱勢的原住民與客家人,都在行政院有一級部會,而「居功宏偉」的三離島,卻連想在經建會下有一個專責二級單位都不可能。

其次,花瓶概念折射出的,是台灣整個區域政策並非是以從「人權正義」的角度來思考,而是「慈善功德」的概念來看待,並且從「成本效益」的角度考慮。所以諸如交通教育等生活保障,只能求有,無力求全;在國家資源有限下,共體時艱的概念就是刪減偏鄉離島基礎設施。也因此,偏鄉地區多是碎石公路以及脫班客運,能抵達目的地,卻極不方便;在財政緊縮時,優先進行裁編整併的是偏鄉離島小學。

然而,這種以成本考量的區域政策,其實違反發展人權。監察院二○○九年度「偏遠地區客運停駛問題」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就已經指出,「交通」係人民應享有之基本權,也是《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對偏遠地區不可或缺之生存權,然行政院仍然視若無睹。今年總統選舉當天,澎湖、金門、馬祖發生因為機場大霧飛機停飛讓民眾無法返鄉投票的窘境,交通人權侵害已經進一步上升,成為憲政公民人權的剝奪。

都會價值扼殺離島人權

再者,中央政府思考問題老是以都會與陸地來想像,對於忝為海洋立國的台灣,格外諷刺。交通部的長項是陸路交通,去年為了一圓環台公路夢想,企圖花四十億元把天然海岸的東部阿塱壹古道打通;或者提擬千億元打造蘇花高。然而,台灣與馬祖相隔的是海,最重要的交通之一是船,交通部卻吝於投資。當台中來往福州的商業客輪只需三小時,公家客輪從基隆往返福州外海一點的馬祖卻仍要八到十小時。馬祖兩年前請求中央政府編列區區二十億元改善公家客輪,卻被交通部以財政拮据與成本效益不高而駁回。

可怕的是,都會價值點滴透過各種方式進行自我再生產(reproduction)。教科書中介紹的河川高灘地,多以都市人觀點「可能淹水的行水區」來說明,卻不提依水而居是部分偏鄉原住民重要的文化生命歷程。聯考數學考題在六年代以紅綠燈秒數來命題,對當時無須設立紅綠燈的非都會區之學生,就已經百思不得其解;今年的基測作文,以「影響生活的一項發明」為題,對於生活中較沒有科技產品的偏鄉離島學生來說,也是情何以堪?

都會價值不斷複製,也就造成偏鄉離島地方首長相對更缺乏想像。例如明明可以透過鐵路發展另類觀光,花蓮縣長就只是想要推動私人運具為主的蘇花高建設;又如連江(馬祖)縣長近年執意推動的是賭場公投,而不是進一步關切日前當地挖掘出的「亮島人」。亮島人屈肢葬完整人骨定年是八千年前,可以把台灣與全球南島文明往前推延了七千年歷史。只可惜,如此文化契機,在連江縣長眼中,卻仍然比不上賭場想像的經濟誘因?

總而言之,台灣亟需一個「首都減壓、地方分權、人權正義主張、偏鄉離島行動」的新區域均衡政策。跌撞的陳冲內閣中,是有些「區域意識」的亮點人物,如文化部長龍應台上任之際,再三強調偏鄉離島的文化人權;又如內部政長李鴻源就任前,是台灣倡議國土計畫的重要學者。然而,這兩位明星部長,面對險惡的藍綠內鬥,是否還能真正堅持立場,進而撼動過去之區域發展舊思維?



南韓觸動FTA賽局

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洪財隆

出處:財訊400

南韓近年來的表現教人刮目相看,無論是在光電高科技或汽車等傳統產業,還是以文化為底蘊的內容產業,堪稱全方位辛辣,即使是對外洽簽FTA(自由貿易協定),也一樣明快與到位。

在亞太扮演經濟整合的重要角色

相對於台灣因FTA風潮困坐愁城,日本因農業難以開放而裹足不前,韓國卻已不知不覺間,扮演起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觸媒角色。繼歐韓FTA在二○一一年七月生效,美韓FTA也從一二年三月十五日開始執行;舉世跟歐盟與美國同時簽有FTA的國家,除了墨西哥之外,目前就數韓國一個。

不僅如此,韓國現階段的FTA布局也已執行到「由外而內」,逐漸回到東亞地區,跟中國的FTA談判已從一二年五月正式啟動;至於倡議已超過十年的中日韓三國FTA,也將在一二年底前展開。全球經濟規模排名前四的歐盟、美國、中國、日本,全都被韓國一網打盡。

中韓FTA由於雙方情投意合或各有所圖,一般預料在開始協商之後,大概兩年內就會有結果。中國圖的是藉由韓國刺激日本加入中日韓三國FTA,並作為後續「東協加三」FTA的基礎,守住東亞而和美國所主導的TPP(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相抗衡;至於韓國則著眼於中國日益興起的消費市場,透過FTA減免關稅可享有一定優勢,充分結合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此外,ECFA(兩岸經濟協議)簽署,相當程度也加快了韓國跟中國洽簽FTA的步伐。

就中日韓三國FTA而言,如何克服彼此猜忌,包括政治上有島嶼歸屬爭議,經濟上則有韓國未必真心想跟日本一起和中國談FTA,都是最後能否成局的考驗。

韓國洽簽FTA之所以左右逢源,特別是受到大國青睞,以近五千萬人口、人均所得剛超過兩萬美元的中型經濟規模,其實是最大的賣點。中型經濟體一方面擁有可觀市場,另一方面卻不致對大國造成太大衝擊,所以是大國極佳的洽簽對象。

反觀大國之間的FTA就會比較困難,也會比較慎重,尤其是作為全球政經霸權的美國,如果要跟歐盟、日本,甚至中國等大國洽簽FTA,可能還需要考慮到不致對WTO(世界貿易組織)多邊體系造成太大衝擊。

經濟因素固然重要,但FTA畢竟帶有相當濃厚的政經結盟意味,因此政治考量與外交政策通常才是關鍵。以韓國取得待價而沽地位,並因此引發後續「骨牌效應」的美韓FTA為例,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在北韓核武危機中鞏固盟友關係,或者在亞太區域經貿布局中建立東亞灘頭堡,南韓都是優先對象。

簽FTA為加大競爭壓力?

FTA講求互惠談判,彼此開放市場。尤其是歐美的FTA號稱高品質,意味著「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既然要簽訂FTA,自由化的幅度、速度與深度都要夠,否則大可不必簽約,因為經濟效益也有限。例如,歐韓與美韓FTA都要求,從生效日起,雙方將近九成的工業產品貿易馬上零關稅,十年內可以保留不必自由化的農工產品比率,頂多也只剩下一%到二%之間,產業也因此必須面臨極大的調整壓力。南韓政府的決心,可見一斑。

對歐美而言,除了關稅減免之外,主要則透過FTA來降低韓國的非關稅貿易障礙,並打入其服務業市場,這部分則和韓國內部的監管法規大幅自由化密切相關。未來韓國經濟如能進一步脫胎換骨,藉由與先進國家簽署FTA來加大競爭壓力,並大幅改革才是關鍵,而不在於夥伴國所給予的優惠關稅。

日本受到農業問題牽制,不利對外談判,即使不得已洽簽FTA,也是出於防衛性動機。特別是在韓國動作頻頻之後,日本也轉趨積極,除了中日韓FTA與TPP之外,目前也已研議將和歐盟,甚至尚未跟任何國家簽訂FTA的蒙古展開談判。顯然,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在中型經濟體韓國扮演觸媒角色之後,重量級的日本,才是版圖重整的關鍵力量。

而台灣跟上述大國的FTA,恐怕很難樂觀。因為中國向來認為簽署FTA是主權國家行為,一旦台灣跟各國締結FTA,等於是藉由「切香腸」的方式來達到國際實質認可。

然而,台灣的民主政治,卻可能會影響北京如何「處理」台灣對外洽簽FTA。由於相對親中的政黨也有選票壓力,所以會「合情合理」放行包括新加坡與紐西蘭等小國與台灣洽簽FTA。也因為台灣有民主政治,政黨可能輪替,北京萬萬不想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上述大國包括東協在內,即使各種條件都符合,也願意與台灣洽簽FTA,這時北京應該還是會大皺眉頭。



內憂外患的台灣民主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召集人/徐偉群

出處:財訊399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在五二○之際,如往年一樣,公布了最近一年的年度十大民主事件。今年經票選與評選出線的十大事件大致上顯示三件事情:一、因為商業利益掛帥所導致社會不正義的問題依舊;二、「外部因素」對台灣民主的干涉與威脅現象顯著增加;三、媒體公共性的淪喪、以及媒體所有權集中對言論多元性的威脅更加惡化。

足以說明社會不正義問題的事件,是得票數居首的士林王家強拆事件。這個事件顯示的是國家法律(都市更新條例)的立法與執行過程為建商等利益團體介入,明顯對於土地房屋所有權人的權利保障不足,同時,都市更新為引入更多資本,卻驅趕原居住於都市的中下階層,使得原居民在社會結構中更處於不利地位。另一個彰顯社會不正義的事件,是達悟族的反核怒吼事件(第九名)。

此事件一方面涉及環境(權) 問題,同時,也顯示台灣內部的殖民現象,在至今的民主體制中仍未獲得解決。

中國因素干涉 威脅台灣民主

「外部因素」干涉與威脅台灣內部民主,是今年十大事件最顯著的特色。十大事件中有旺中併購案與拒絕中時(第二名)、外部因素介入台灣大選(第三名)、開放瘦肉精美牛進口(第四名)、媒體新聞置入性行銷(第七名)、「兩岸和平協議」與「一國兩區」(第十名)等五項事件,都與外部因素有關。其中,除了開放美牛單獨是美國因素,台灣大選同時有美、中兩國因素的介入之外,其餘三件事都是中國因素。這些外部因素是透過台灣政府、企業與媒體三個管道,對台灣民主體制產生負面作用,包括直接間接干涉國內選舉與破壞民主制衡機制(美牛)。更嚴重的情形,則是三位一體。

值得一提的是,在外部因素干預的問題上,馬政府本身扮演的角色不僅是消極配合,更是主動促成。

而這些促成的作為本身都是逾越民主界限的行為。以開放美牛為例,馬總統越過行政院長親自做成決策,對於引發的爭議卻完全不負責,逾越憲政分際又違反責任政治,更甚者,透過黨機器的支配,使國會連形式上的制衡功能也喪失。在「兩岸和平協議」與「一國兩區」事件,馬總統更試圖越過人民授權的基礎,對兩岸關係設下涉及國家主權的政治議程的舉措,顯示出以個人意志處置國家主權的意圖;而「一國兩區」之議,甚至是透過同黨人士在公開場合傳達訊息,完全混淆黨國分際。

媒體壟斷經營 限縮多元言論

在媒體問題方面,得票數第二名的旺中併購案與拒絕中時事件是當然代表。此事件,除中國因素之外,在制度上所顯示的問題是,國家法律對於跨媒體事業結合可能導致言論市場過度集中的問題,規範不足,而主管機關NCC在審查與重大公共利益有關案件時,程序是否充分公開、透明與符合民主參與原則也是問題。在民主文化層面,媒體成為媒體所有者的私器,導致公共性淪喪,媒體所有人恐嚇內部記者,侵害專業自主,以及因為顧忌併購案通過的後果,產生媒體普遍噤聲的寒蟬效應等,都是此事件所帶來的民主負面影響。至於媒體新聞置入性行銷,在去年已經是十大民主事件之一,今年再度入列,而特別之處是在於中國政府成為台灣媒體新聞置入性行銷的服務對象。

除上述之外,其他入選的事件還有,公民記者揭發隱匿疫情,農委會防檢局長下台(第五名)、超過五百位法官連署要求改革最高法院(第六名)、台灣總統大選首次出現女性總統候選人(第八名)。這三個事件,算是帶來一些好消息。它們分別代表的是,公民制衡的成功經驗、司法內部民主文化的形成,以及性別平等意識在台灣民主政治中日趨成熟。

不過,隱匿疫情事件在另一面,也呈現行政機關資訊不公開、風險治理體系闕漏,專家代理機制遭到操弄,公民參與不足等民主體制的根本問題。

綜觀本次十大事件清單,馬總統首任最後一年,也是台灣民主受到外部因素與執政者、強勢財團及媒體結合而成的龐大結構,內外夾擊的一年。然而真正令人憂心的是,這個情勢還是現在進行式,從當前大家看得到的,馬總統一意孤行的情況來說,我們很難對來年的演變感到樂觀。

雖然台灣歷經民主改革所帶來的民主文化與認知,一定程度的在公民社會中獲得累積與傳承,在上述這些負面民主事件中,一時間也發揮了若干牽制執政者的作用。然而,這種執政者不斷傷害民主,迫使公民自行承擔防衛責任的局面,顯示的仍是台灣民主的脆弱。



低薪台灣

被束縛的勞工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

出處:財訊398

台灣勞工的實質薪資倒退到十三年前水準,已經成為耳熟能詳的常識,而台灣勞工的持續」低薪化」,薪資水準持續往下探底,絕對是這一波油電雙漲為何會引爆如此高漲民怨的基本盤。

」低薪台灣」如何形成?眾說紛紜,從最個體層次的」草莓族」、」個人競爭力」太差、教育與產業發展脫節,甚至一直上綱到對中國鎖國或開放。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的勞工在這十幾年來,被幾股力量所牽制,使得他在勞動力市場面對雇主毫無議價能力,而節節敗退。

台灣勞工首度遭遇失業威脅是一九九五年前後,開始的關廠歇業潮,大量紡織成衣電子業惡性倒閉,失業勞工的擋火車、擋考場等抗爭不斷,從那時候開始,全球化的苦果開始席捲台灣,資金外流代表工作機會的流失與替代。

據統計,台灣每年有兩百多億美元資本到中國投資,這十幾年來已經累積了四千多億美元,這些資本外移代表台灣本國工作機會的流失,而資本家這種因兩岸資本流動更加便利,而產生出走的選項,這是台灣勞工薪資無法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資本家有出走的選項,勞工沒有,因此高下立判。

資本家出走 勞工走不了

台灣以出口導向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策略,由於企業在過去十二年來,藍綠執政期間都一致高舉自由化大旗,降低兩岸經貿往來障礙,這導致台灣的企業主在勞資關係當中比勞工多了一個致命絕招,那就是資本外移的」可能選項」(alternative)。這個必殺技,讓當前台灣民營企業勞工在幾乎沒有工會保障的情況下,淪為俎上肉,任人宰割。因此形成出口產業勞工的薪資停滯之外,而內需產業,諸如:餐飲服務與旅遊業等逐漸走向低薪或臨時短期性工作機會。

面對企業資本外移的絕殺技,最重要直接的勞動條件——薪資,當然是一蹶不振,往下探底。其實,低薪代表著必須依賴更多違反超時加班,來賺取額外的薪資,或是必須忍受更惡劣的長工時環境,以謀得並保有足以養家餬口的工作機會。因此低薪與超時是一體兩面的共生體,也是勞工在勞資關係當中徹底潰敗而毫無招架能力的證據,更是被馴服勞動力的特徵。

外勞搶工作 本勞薪探底

日前一位工運組織者告訴筆者,說他在基層,協助某北台灣上市高科技電子廠勞工籌組工會時,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那就是:雖然該電子廠有近千名員工,但是真正能夠組織的本國勞工,卻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的是:外勞、建教生與外配或陸配等,被束縛的勞工。

首先,該廠的外勞占了近三成,外勞由於在台灣專屬單一雇主與特定工作場所職位,且來台前皆積欠二、三十萬的仲介費必須按月償還,最長可雇用十二年,被鎖在該雇主的掌握中,一離開︵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就淪為非法,抓到立即遣返,這群無法自由選擇雇主的外勞,成為雇主最穩定與低廉的勞動力。

其次,該廠有四分之一是訓練契約而非雇用契約的建教合作生,這群高中職的建教生,待遇比照基本工資,通常是被學校集體從中南部帶到北部,住在工廠提供的宿舍,由於免學費又有基本工資可領,吸引不少經濟條件不好的家庭子女,但是在被企業」退訓」就等於被學校」退學」的規定下,為了一張文憑,建教生喪失了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而淪為賤價生。

最後,則是尚未有身分證,持有居留證的外籍配偶或是大陸配偶。由於政府基於人權考量,前幾年讓合法居留的外配或陸配不須工作證,即可就業;但依法令規定,這段期間一旦喪失夫妻的婚姻關係,就必須離開台灣,除非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顧,因此為了有穩定收入以維持家計,低薪過勞的工作環境也常常必須默默忍受。

由於上述三種勞工忍受低薪、過勞度高,且服從配合度高,使得該電子廠的薪資水準,本國勞工起薪只有一萬八千多元,而且一定要超時加班,才能勉強達到月薪兩萬五千元的水準。

由小看大,根據官方統計,目前台灣產業外勞約有二十二萬多人,建教生約有三萬六千多人,而以持居留證工作的外配與陸配則約有三萬多人。這些被種種條件所束縛的勞工,讓整個就業市場當中,雇主有了更多籌碼來與正職本國勞工議價,若再加上派遣等非典型雇用勞工的盛行,別忘了雇主還有資金外移、遷廠出走的最後王牌,台灣勞工的薪資停滯,甚至持續探底,就不足為奇了。



緬甸的民主之路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祕書長/楊宗澧

出處:財訊397

三月初,以愛之名:翁山蘇姬電影在台上映,根據估計票房已突破一千萬元,以一部傳記與政治類型影片來說,這算是少見的票房佳績;或許,這和世人對翁山蘇姬的生平及「神聖性」充滿好奇有一定的關係。

世界看見緬甸的民主商機

隨著翁山蘇姬傳記電影的映演熱潮,加上緬甸相關新書跟著出版,緬甸這被人遺忘的國家,竟難得地讓台灣社會輿論注意。更巧合的是,電影映演期間竟剛好遇上緬甸國會補選,當部分觀眾還沉浸在電影劇情時,現實中的翁山蘇姬已展開在緬甸各地的遊歷與輔選,準備帶領這個一九九○年曾贏得大選的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再打一場光榮選戰。

四月一日的緬甸國會補選,讓全球再次聚焦緬甸,緬甸政府過去一年多來,就西方國家的政經利益以及國際人權團體一再強調的人權議題,逐步釋出善意。除了釋放約半數的良心犯,媒體自由方面也解禁許多,緬甸街頭各大書報攤可以看得到關於反對運動的消息,臉書、推特、YouTube等社群網站也一一解禁,甚至這次國會補選,更前所未有開放各國媒體與觀選團進入緬甸採訪、觀察。翁山蘇姬也在多次公開談話中,認為現任的登盛總統是具有改革決心的國家領導人。

這些前所未有的改變,讓活在苦悶中的許多緬甸人民彷彿看見一股希望,同時也讓世界各國看見緬甸未來無窮的商機。尤其美國、歐盟國家無不躍躍欲試,開始準備放寬甚至解除經濟制裁,以盡早在這充滿石油、天然氣與礦產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卡位。

然而,緬甸的未來,是否真能如此樂觀看待?別忘了,雖然全國民主聯盟在這次補選總數四十五席中贏得四十三席次,仍只占國會的七%不到,要成為國會中強而有力的反對黨還言之過早。但直到下次二○一五年大選前,這三年將是真正影響緬甸未來走向民主與否的重要觀察期,而民主化的關鍵「族群和解」,無論是被視為緬甸「戈巴契夫」的登盛總統,或者對民運精神領袖翁山蘇姬來說,都將是最大的考驗。

關於緬甸的族群紛爭,可回溯至一九四八年緬甸聯邦獨立後,大緬族主義政權罔顧協議,忽視各族高度自治的承諾;六二年軍政府執政後,更變本加厲地迫害少數族群,迫使少數族群武裝反抗,或者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對人類學定義上超過一三○個族群的緬甸來說,這是個真正的多族群國家,卻也由於這樣複雜的族群與歷史因素,成為緬甸民主化的不確定因子。

族群問題成最大變數

其次,「修憲議題」將是影響三年後緬甸民主化的另一重大關鍵。雖然翁山蘇姬在面對台灣中央社記者,就有關緬甸民主未來發展模式的提問時,曾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的模式與其他國家相當不同,我不想受限於亞洲緬甸等形容詞。」

但其他人士顯然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位緬甸少數族群領袖即指出,目前的緬甸政治狀態,不過就是將由一個「封閉威權集權制」,準備走向另一個「缺陷選舉集權制」。緬甸政治發展模式確實相當不同於台灣的民主轉型,但仍值得進一步觀察。

在緬甸特殊的族群政治下,未來三年間,過去軍事強人雖褪下軍服改穿西裝;但這帶有軍人威權特色的「文人」執政體系,也不無可能走向「類新加坡特色」的「亞洲民主」制度──成為徒具選舉形式的一黨獨大體制。如不幸言中此發展途徑,這也就表示,未來幾年緬甸社會對法治與人權的維護與保障,將依然難以落實。

這次選舉翁山蘇姬提出法治、和平與修憲的三大優先主張,讓人發現即使歷經多年軟禁後,她仍能清楚掌握緬甸重要核心議題;然而,觀察由前軍事將領組成的執政黨內部,鷹派與鴿派勢力時有消長,對改革與否舉棋不定,縱使登盛總統有心走向改革,也須先消弭執政黨內部歧見。

以目前緬甸國內制度為例,有近九成法律乃沿襲自英國殖民時期,亟待修法,軍政府執政時期也有諸多不合理法律,持續侵害基本人權。對修法,甚至修憲以改革選制的迫切,朝野雙方都心知肚明卻仍有眾多困難待克服。

未來三年,且讓世人拭目以待:一個擁有高人氣的精神領袖卻是國會少數的反對黨,以及一個具有改革企圖的總統卻面臨各懷野心的軍事勢力,當雙方能真正的對話,一同帶領緬甸走向族群和解,落實民主法治轉型,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大膽預測,未來三年間可能再次由緬甸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機會大增。

只是,這樣的獲獎意義與九一年那一年相較,這才真正是緬甸人民的民主勝利。



都市更新與民主試煉

執業律師/涂予尹

出處:財訊396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晚間,鄰近台北市士林橋的社區裡,王家人與聲援者守護著王宅,與警察形成對峙。入夜以後,聲援群眾愈來愈多,增援警力也慢慢加強,空氣中飄散著不安與緊張。群眾喊著「強拆違憲」、「捍衛家園」,警察們卻持著盾牌,沉默而悍然。

一幕幕彷彿是二、三十年前街頭運動蓬發時代的景象,卻在解嚴多年後的今天,透過各種新興傳播工具,在國人眼前活生生地上演。如果不是王家的遭遇實在令人同情,冷漠的台北市不會自發湧進這麼多的民眾到場聲援。

如果不是都更法令執行與民主理念背道而馳,王家及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不會採取這麼草根的「體制外」路線,在看似太平的台北市重新掀起街頭風潮。

民主最基本的原理,在於眾人的事由眾人共同決定;而做決定的前提,自然必須以獲有充分的資訊作為基礎,如此一來這項共同決定才具有實質意義。然而,中央及地方的︽都更條例︾,從「劃定更新單元」到「擬定更新計畫」,都只具有共同決定的外觀,實際上根本不是眾人的決定,而是少數人,甚至只是建商意志的貫徹而已。

啟動都更程序門檻低

放任建商對住民各個擊破

依照︽都更條例︾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的規定,只要是所有權人,縱使只有一人,也有權劃定更新單元。這樣的低門檻除了讓建商非常容易透過取得人頭的方式來啟動都更程序以外,也使得劃定更新單元時應考量的「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維繫、整體再發展目標、更新方式一致性、公平性及權利整合易行性」等因素,完全不須以群眾參與為基礎,容易流於紙上文章。

再者,參與是民主的呈現方式。然而,建商可以在都更事業計畫書中,技巧性地藉由都更單元的劃定,輕易跨過︽都更條例︾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核定門檻。也就是說,只要符合該條「多數決」的規定,建商其實根本不用顧慮不同意者的意見,仍能請求主管機關作成核定。何況,並不是任何事務領域都適合採用多數決的方式實踐民主。士林王家並不具有非使其蒙受特別犧牲不可的必要性,但是他們的財產權,卻在台北市政府以「保障贊成都更的多數」的理由下受到剝奪。

縱使在不合理的都更規定底下,行政部門仍應在有限的空間裡,尋求對於住民最有利的詮釋與執行方式。住民既然欠缺與建商直接溝通的管道、對等談判的力量,主管機關就應該主動提供周延的程序保障,使住民能夠獲取判斷所需的必要資訊。然而,主管機關從來沒有提供住民都更相關資訊服務,反而放任建商對住民各個擊破,在一知半解情況下決定是否同意都更。

縱使涉及自己的重要財產,住民在主管機關進行各項審議時,頂多只有列席機會,不但從來沒有在官方場合與建商直接溝通的機會,對於核定也毫無置喙餘地。而在進行權利變換時,主管機關對於建商的價格鑑定結論也欠缺有效監督,甚至還反過頭被建商所俘虜,使住民形同只能決定是否接受。

行政法院在王家聲明撤銷核定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決定的本案中,將都更全部問題化約成公聽會召開通知的有效性,而對本案所涉及整體制度的各個爭議點存而不論,喪失了從司法立場檢討都更法制的契機。

遊戲規則利建商宰割

司法體系應提供人民救濟

而法院採納建商的看法,認定公聽會的召開採取「發信主義」與︽都更條例︾規範目的並無不合等,不啻是認為公聽會的召開只具有形式意義,而法院的功能也只在維護這個形式而已。這種解釋也顯然不能滿足資訊流通及民主參與的基本要求。

○八年修正公布的︽都更條例︾,是片面有利於建商的遊戲規則。人民在這套遊戲規則底下,沒有不接受都更的權利;即使決定進行都市更新,從權利變換的鑑定價格到房屋選配等,也一切任由建商宰割。行政部門雖不斷強調其強制拆除王宅是依法行政,但從內政部營建署以降到台北市政府都更處,卻都從未仔細思考中央及台北市政府的︽都更條例︾背後,人民的居住自由才是規範目的核心,以至於一再喪失透過資訊公開及溝通等程序,保障人民不致遭受建商要脅的契機,使得都更對於人民應有的程序保障淪於形式。

司法體系在王家的個案裡,只是機械式地適用法律,行政法院似乎將其功能限縮在維護行政部門的立場而已,忘記了司法應該在政治部門實踐民主有其不足時,適時提供人民救濟。民主有賴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權力機關的共同實踐方能維繫,都更能否真正成為謀求國民居住自由的手段?端視民主能否落實。



鮭魚如何回流救台灣?

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潘美玲

出處:財訊395

整個三月一直籠罩在陰雨低溫的天氣,說好的春天遲遲還不來,除了盛開又凋零的櫻花,台灣經濟低薪失業的寒冬,似乎還盼不到春燕的訊息。

三月六日的台北街頭出現了由「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號召的遊行活動,提出「海外製造業要回家、再創台灣奇蹟」、「外勞取代中勞、讓台商製造業回流」、「外勞政策鬆綁、外勞薪資市場化」向政府提出改善台灣投資環境等訴求。由於中國近年來工資持續高漲,勞力密集產業不再具有成本優勢之際,這群長年在中國打拚的台商,如同游向大海的

鮭魚,現在想要回流返鄉。

台商西進 延緩升級腳步

這些台商認為流落在中國的製造業如果能夠回流,就能夠為台灣帶動經濟成長,並為政府解決棘手的失業問題,但要求提供足夠且具競爭性的勞動力配套措施,具體的作法是從東南亞國家進口外勞,並讓外勞薪資市場化與本勞脫鉤,重建台灣過去出口成長的繁榮經濟。

眾所皆知,台灣戰後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就是由中小企業頭家們透過在地的網絡式生產組織,「一卡皮箱」走天下爭取海外訂單,為國際大廠代工製造所打拚出來的。隨著國民所得增加,台幣升值與勞工成本上升,使得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外移,西進到對岸的中國設廠生產,維持原有的代工外銷出口的模式,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形態,往更大的廠房以及倍增勞工人數的巨型化發展,成為打造中國世界工廠的原動力,造就了全球生產鏈的加工出口基地。這雖解除了台灣代工產業的勞動力壓力,但也因此延緩了產業升級的迫切性。

十幾年下來,中國經濟強大崛起,也開始出現勞動力缺乏和工資上漲的壓力,世界工廠的優勢出現危機,導致依賴勞動成本獲利的企業紛紛出走,有些企業為了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將工廠遷往越南、印度、孟加拉、柬埔寨等地,繼續「漂流之旅」,美國歐巴馬政府趁機祭出優惠政策,歡迎美國企業回國設廠,而我們的台商也開始大嘆「不如歸去」。

從台商所訴求的經貿特區和外勞薪資市場化來看,顯然還是延續過去從事代工製造出口的思惟,將在中國所建立巨型化生產的模式再帶回台灣,並服用新加坡的外勞政策藥方,成為「台商接單、外勞生產」的「新三角貿易」,期待創造政府與企業的雙贏。

然而,我們都知道治病的良方要發生作用,一定要按照醫生開藥的完整處方一起服用才能見效,新加坡政府很清楚外勞所扮演的補充性角色,規定雇主除支付外勞薪資,還要繳納高額人頭稅,而在最近一年多的時間內,三度實行限縮外勞員工的政策,更宣布要逐年大幅提高外勞人頭稅。就雇用外勞的總成本而言,新加坡業主所付出的外勞雇用成本並不比台灣低。

若單以外勞薪資的差異要求台灣外勞政策的改變,就如同一包藥當中,只服用止痛藥,無法達到真正的療效。即使同樣對外積極開放的香港,去年也已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未立法前,外勞薪資是依當地從事同樣工作勞工薪資的中位數。

政府應鼓勵創新及雇用本勞

相較之下,台灣雇主在薪資和就業安定費的總成本已比香港、新加坡等地要低,且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除會產生差別待遇、就業歧視和打壓外勞的問題之外,也對台灣已經低迷的薪資水準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是,以廉價勞動力為主的產業,如何與已經在孟加拉、柬埔寨等地設廠的廠商競爭?當時這些廠商從台灣外移到對岸之際,可曾預料在不到二十年間,已經無法承擔當地的勞動成本?即使外勞薪資市場化,也難保這些廠商不會面臨再次出走的命運。

台商若要鮭魚回流救台灣,當思產業的危機如何成為轉機,當年台灣成衣外銷產業面臨美國市場實施配額總量管制時,沒有將產業外移,反而趁機進行產業升級,提升產品的品質,將出口成衣的單價提高,雖然數量受到限制,獲利卻是倍數增加。政府應有的作為是鼓勵升級的廠商,對於願意從事創新,提高生產力,並雇用本地勞工的企業給予更多的優惠,而非犧牲本地勞工就業機會與薪資水平為代價。

我們非常歡迎流落外地的遊子回鄉,畢竟台灣還是自己的家園,相信大家也希望所住的台灣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期許台商以當年出外打拚、勇闖天涯的創業精神與勇氣,能利用契機回台再創事業第二春。



總統的難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助研究員/李宗榮

出處:財394

全球經濟這幾年危機頻傳,許多國家領導人都面臨解決經濟燙手山芋的困境。

而究其根源,與過去二十餘年全球政策大走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息息相關;這些政策對資本的管制鬆綁,讓企業享有跨國逐利的自由,大企業與富人大享賦稅優惠。影響所及是造就能夠全球移動的新富階級,而一般白領與勞工階級,都被排除在外,貧富差距自然愈來愈擴大。

馬英九總統勝選之後,提出增稅以改善國庫赤字與貧富差距惡化的問題,鼓舞了不少社會民心。無獨有偶,前不久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情咨文(State of Union)的演講,也倡議美國社會的賦稅須符合公平的原則,引起美國媒體大幅討論。顯然,透過增稅調整過去二十餘年來一路偏袒企業與富人的經濟政策,已成全球國家領導人的另外一個挑戰。

台灣自從九○年代政治經濟解嚴,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大企業與有錢人都一路上享盡政策與稅負優惠 。雖然我們沒有像美國前不久民怨沸騰而產生占領華爾街的抗爭,但社會不滿逐漸升高,卻是鐵的事實。

大企業趁火打劫

埋下財政惡果

中研院社會所歷年來的調查就發現,一九九○年代初,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或同意政府政策偏袒大企業的民眾都僅約三成左右,而至前幾年卻已經高達七成以上。

總統大選時社會公平正義的議題首度成為訴求主軸,顯示目前稅收的爭議,不過是台灣目前失衡的經濟政策的一個反映。

本來以減稅來刺激經濟成長的說法,學界不僅缺乏肯定性的答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更批評是所謂「巫毒經濟學,斥之為無稽。然而,前幾年台灣的財經官員,在強大工商團體的壓力與欺瞞的媒體廣告的強力運作,竟輕易的低頭,進行減稅的措施。大企業利用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刻,趁火打劫,也埋下台灣財政的惡果。

台灣過度減稅

破壞長遠發展基礎

目前台灣賦稅率為全球最低,稅基流失影響所及,不但無法透過福利支出來減緩貧富差距的問題,國家重大政策亦因為歲收的吃緊而窒礙難行。

這幾年,年輕人因為經濟能力無法負擔,造成生育意願的偏低,內政部原有意擴大育兒補貼來刺激,卻因為財政單位明言預算困難而作罷。教育與科研經費,也因為財政吃緊而緊縮;台灣高等教育機構人才流失的問題,至今無解。過度減稅,已經到了破壞國家長遠發展基礎的程度。

台灣的經濟發展歷史曾有的均富經驗,一度傲視國際;而公部門長期對企業的補貼與協助,更是當今台灣出產許多巨富大賈背後重要的制度基礎,更不要說台灣經濟發展背後重要的完善教育體系與重人情信任的社會文化。

沉默辛勤的老師,安貧樂道的官僚,以及長期忍受惡劣條件的勞工,許多默默的無名英雄,都是經濟發展背後重要的公共資產,而能造就今日台灣的經濟發展。

然而過去二十幾年來, 一般民眾胼手胝足、安貧樂道的努力辛勞,與大企業及富人所得到的政策優惠相比,如天壤之別。增稅並不是如企業主或富人指的是在劫富濟貧,而只是讓社會每個階層的人,都更能分享接近公平的果實而已。

企業主或富人為維護既得利益,當然排斥增稅。然而企業與富人如果一直要求減稅, 恃寵而驕,政策不從則動輒威脅出走,遲早會讓社會與經濟發展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

去年底巴菲特在《紐約時報》公開呼籲政府增收像他這樣富人的賦稅,讓人對美國社會的倫理價值,仍存有一絲信念。這幾年台灣並非沒有體會到公共利益重要性的企業家,台灣企業界的巴菲特公開呼籲增稅,也時有所聞。而說服並凝聚企業或富人的社會責任的共識,卻是國家領導人責無旁貸的職責。

凝聚增稅共識

領導人責無旁貸

前不久歐巴馬在國情咨文的演講中,鏗鏘有力的回應美國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無疑將讓受苦多年的美國中產階級與勞工至少有所慰藉,並能重新期盼美國夢的遠景。

歐巴馬所提出的政策精神,是讓美國人在所得與資本利得上,都能按照多賺多繳稅的巴菲特原則徵收;同時為了創造國內更多的工作機會,取消在國內設總部卻在海外生產的企業賦稅優惠。

這些都與台灣切身相關,非常值得參考;特別是後者,已被指出是台灣所得貧富差距惡化的間接條件。

我們也期待馬總統能更鏗鏘有力的提出台灣夢的願景,凝聚增稅問題的共識,回應台灣社會一般民眾的期盼。



資本累積與福利體制轉型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蔡宏政

出處:財訊393

在台灣談到「社會福利政策」時,經常會簡化成談「福利」與免費的「好康ㄟ」。免費好康人人愛,所以每到選舉,政治人物都會大撒各種津貼來表彰自己「苦民所苦」、「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至於派發這種免費好康,所帶來的長遠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代價,在愈來愈講求短期速效與媒體包裝的公共文化中,沒人想關心。因為沒有立即可得的快感,也太傷腦細胞。

一個理想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模型,假設人們透通過勞動力交換薪資,以進行生活資源的分配,每個人只要努力,都可以從市場的供需交易裡,獲得生活所需,無須社會福利。

但這種想法,忽略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是資本集中,貧富差距加大,因此一般勞動者即使勤奮工作,也只能勉強餬口。一旦市場或生活中發生意外,例如工傷、大病,或金融、貿易波動所帶來的失業潮,造成長期離開職場,甚至於僅僅因為多生了一個小孩,都可能讓勤奮工作者陷於難以回復的貧窮絕境,轉而依賴傷害個人尊嚴的救濟。當人們絕望到願意犧牲個人尊嚴來交換他人施捨,更進一步摧毀人性尊嚴(行乞、竊盜、搶劫)的事情就會接踵而來。

從社會保險到社會安全

十九世紀晚期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生上述現象,德國在一八八三年不得不以國家的力量主導創設第一個社會保險,一九一九年之後由於國際勞工組織的大力提倡,以及機率理論與人口學長足進步帶來的準確精算,地理上與保險項目的不斷擴張,讓歐洲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就發展成一套「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制度,形成薪資所得者的現金工資之外,對抗生活意外的社會工資(social wage)。

一九六○年代之後,一些北歐國家甚至於通過七至八成的所得稅課徵,建立起從教育、醫療、退休、失業、乃至於家庭津貼等全面性的社會安全體系,以民主的方式,高度地社會化全國財富,建立了舉世稱羨的社會民主國家。

因此,社會福利既不是什麼免費的好康,也不是「福利過多,債留子孫」的問題,而是為了要緩解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痼病,所進行的第二次所得重分配。

台灣經濟在一九八六年左右,開始了結構性轉型,台幣急遽升值,拉動了對外投資超過歷史新高,開始了將勞力密集產業外移的歷史新頁。二十五年來這種歐美接單,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雖然經由獲利公司的股價上升,讓台灣有投資能力的人獲得資本利得,但也使得從事勞力密集產業的底層勞工大量失業。

九○年代開展的私有化與租稅優惠,又嚴重地向資產階級傾斜,吉尼指數在八七年創了新高之後穩定上升,二○○一年之後維持高檔至今。台灣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的位階上升,但代價是國內貧富差距的加大。藍綠可以為統獨不共戴天,但在左右的階級立場上,早已達成台灣共識,台灣認同建立在資產階級政治上,這是中國可以在二○一二年總統大選以商圍政的根本原因。

健保也是一種重新分配

幸運的是,在資本主義結構轉型的同時,台灣在一九九五年開始實施的全民健保,這項制度與林書豪、曾雅妮與王建民同樣讓台灣揚名國際,排名世界第二名,僅次於瑞典,超越許多老牌的社會民主國家,足以睥睨美國與中國。

台灣健保的主要成就,首先是普及式涵蓋率,生病接受醫療在台灣已經是一項基本人權;其次是給付範圍廣泛,給付水準優厚,從感冒門診到罕見疾病,甚至於代理孕母都在給付之內;第三,保費的收取甚至於兼顧了所得重分配的功能。

全民健保的成功運作既不靠濟貧的施捨,也不是來自羅賓漢式的民粹正義,而是通過社會保險的風險分攤機制,達到許多社會民主的功能。

社會保險的成敗全繫於財務均衡,健保的成功必然帶來醫療支出的上升,而且將來因為人口快速老化,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境會以驚人的速度浮現。解決財務失衡要不就增加收入,要不就減少支出。

增加收入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費率,但是目前費率的計算基礎是薪資所得,資產階級的資本利得,因為台灣資本主義的轉型,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日益增加,但在健保財務負擔中卻完全沒有計入,根本是以免費的方式在享受,由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負擔的社會民主。推進台灣福利體制往社會民主方向前進的一項主要指標,就是開徵資本利得稅挹注健保財務均衡。

減少支出的直接後果就是降低給付水準與範圍。果真如此,健保成為低所得的群體被迫接受的廉價劣質、接近救濟性的措施,而中高所得以上的人將自行尋求補充性商業保險。台灣人的就醫能力將依個人所得能力而定,也就等於是重新按照市場機制來決定,果真如此,台灣健保十七年來建立的社會民主功能,將往自由主義體制退化。

 



深耕地方的理念型候選人

恒達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賴中強

出處:財訊392

大選結束,各黨的檢討聲中,一致出現「地方耕耘不足」的論點,蔡英文主席表示:民進黨未能因應單一選區的結構調整,今後地方經營結構必須做更深刻的思考,讓地方經營與實力整合,最重要就是深耕基層;馬總統也在選後隔天,致電落選的國民黨刺客打氣,希望大家繼續奮鬥,加強合作,落地生根。

筆者不否認地方經營在選舉中的重要,但「地方經營優先論」,對綠營的敗選以及藍營在南部立委選舉的挫折而言,是一種安全、卸責的檢討,存在兩大盲點:

一、 迴避深耕基層的內涵:如果選舉前半年才在選區跑紅白帖、老人會、婦女會、社區協會是地方耕耘不足,那把時間延長為兩年或四年,就是深耕基層嗎?如果深耕基層是指民意代表做「選民服務」,為孩童就學、為公部門人事安插、為交通罰單銷單而關說,這真的是反對黨的志業嗎?

忽略國會議員鄉鎮化

地方經營優先論有盲點

二、忽略國會議員鄉鎮化的危機: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二○○五年修憲立委減半以及單一選區制造成了國會議員鄉鎮化、問政品質低落的危機,全國三五八個鄉鎮市區劃分為七十三個單一選區,平均每四.九個鄉鎮市區選舉一位立委,約略與縣市議員選區相當,在部分人口集中地區,更與縣轄市或大鄉鎮高度重疊。實證結果,最容易選上立法委員的,竟然是長年「深耕基層」的前鄉鎮市長以及曾任副縣長或地方局處長者,因為他們在選區裡「搏感情」的時間最久,也最有「資源」做「選民服務」,然後是縣市議員。

例如:民進黨在彰化第一選區提名前立委陳進丁,敗給了國民黨提名的現任鹿港鎮長王惠美。其次,國民黨在桃園縣六個選區全勝,除了八德市眷村的孫大千外,其餘四位當選人陳根德(

前議長)、廖正井(前副縣長)、陳學聖(前文化局長)、楊麗環(前縣議員)均曾任縣議員或地方局處長,第六位呂玉玲,其夫陳萬得是現任平鎮市長,平鎮的選舉人數十五萬一五八一人,占桃園縣第五選區(平鎮、龍潭)選舉人數二三萬五九六人的六四%。

而國民黨此次在綠營盤據的高屏地區當選三席,除了現任市議員林國正(綠營分裂)、現任立委黃昭順(左營楠梓眷村)外,就屬屏東縣第二選區連任的王進士,王在擔任立委前,曾任兩屆屏東市市長,而屏東市選舉人數十六萬一一三人,占第二選區(屏東市、麟洛、萬丹)選舉人數二一萬一九九五人的七六%。

或許有人說,那就如法炮製,讓有志競選立委的人先到地方選縣轄市長,當個一兩屆再選立委?抱歉,隨著五都以及桃園縣的升格,這樣的末班列車在絕大多數選區已經停駛,除了曾任鄉鎮市長外,未來取而代之的優勢候選人,將會是六都市長任命的區長,一個北藍南綠,藍大綠小,而且藍的更藍,綠的更綠,藍綠以外第三者沒有機會,家臣近親繁殖的世襲體系將掌控台灣的政治。

從黨外到民進黨,從增額立委補選到五次國會全面改選(第二屆到第六屆),台灣選民好不容易建立「選議員是要選服務,選立委是要決定國家大事」的「半」民主意識,竟被躁進的「立委減半及單一選區制」摧毀。

扮演「影子立委」

理念型候選人才能勝出

蔡主席說的「讓地方經營與實力整合」,如果是要在國民黨現任立委選區,招降納叛,找一些深具地方實力的前國民黨鄉鎮市長,這樣的「深耕」、「整合」或許會贏得局部選舉,但這真的是反對黨的志業嗎?如非招降納叛,那反對黨候選人又有什麼資源在藍區與國民黨的現任立委、鄉鎮市長競爭「選民服務」?

作為一個挑戰者,民進黨最應該反省的並不是「地方耕耘不足」,而是為何在立委選舉中喪失設定議題的能力(想想當年的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老農年金)?為何喪失提出願景,述說理想,與升斗小民一起作夢的能力?我們真正應該期待的,並不是「深耕地方的服務型候選人」,而是「深耕地方的理念型候選人」!

一個「深耕地方的理念型候選人」,應該從二月底立法院開議日起,在選區扮演「影子立委」,讓選民知道,我們選出的立委在立法院幹了什麼好事,他在程序委員會擋了多少福國利民的法案?他為哪些財團的肉桶法案護航?他在哪些進步價值前卻步,侵害了選民的利益?「影子立委」更應該搶在現任立委前,為選區發聲。

而唯有矯正立法院不辯論、不表決,一切交由黨團協商的陋習,才有可能建立公民對現任立委的問責機制,然後「深耕地方的理念型候選人」才有勝出機會,這對藍、綠或第三黨的挑戰者而言,都是必要的。



民進黨再轉型

學習面對中國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徐斯儉

出處:財訊391

這次的總統大選,民進黨雖然挑戰失敗,但從黨的成長與轉型來看,反而是一個新的開始。蔡英文所反映的,不只是她個人的都市理性風格,更重要的是回應了台灣社會對於民進黨轉型的要求。在帶領民進黨轉型的方向上,小英的確可說是贏了。但即使是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次最多也只算是小贏。除了在二○○四年總統選舉,民進黨始終未能突破五成的限制。這並不只是反映綠沒有失去基本盤,更重要的是民進黨還沒有掌握時代的未來方向。國民黨此次的勝利,同樣也沒有掌握時代的動向,最多只是台灣社會的一種安全選擇。民進黨的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掌握轉型的主動權,未來才可能突破五○%的障礙。本文就兩岸關係的議題,提出民進黨還須面對的幾道轉型習題。

挑戰中華民國體制

不利民進黨成為執政黨

國家定位上,堅持台灣主權獨立並沒有錯,但能否擺脫挑戰中華民國的形象,對民進黨則是一道難題。此次小英在台南參加元旦升旗,就是朝著這個方向的努力。但在選舉過程中,很多事只能點到為止。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已在文字上處理了這個問題,但台獨黨綱仍有改變中華民國主權的企圖。這個立場讓民進黨在國內憲政秩序上讓人有產生動盪的疑慮。從主權在民的學理上說,民進黨完全可以振振有詞地主張台灣人民有權建立一個新國家,這點沒什麼錯。問題不是可不可以,而是對民進黨成為一個執政黨的不利點。

民進黨實際上扮演了兩個可能衝突的角色,一個是台獨建國運動的推動者,另一個是作為一個反對黨與潛在的執政黨。在後一個意義上,反對中華民國體制對民進黨是不利的。現在台灣的挑戰並不只是中華民國體制是否具有正當性,更急迫而嚴重的,還有來自全球化與兩岸的經貿挑戰、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或台灣的主權挑戰、以及來自中美地緣強權競逐的國際政治挑戰。上述每一項外部挑戰都比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內部是否正當更為艱鉅與重要,這些挑戰也需要台灣內部團結為一體來進行回應。孰重孰輕,民進黨應權衡利害,有所取捨。

兩岸經貿議題上,其實兩岸經貿是台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中介環節。大部分台商在中國的投資是轉出口到歐美市場,而非中國內地。而中國的經濟崛起,其實是拜過去一二十年來歐美提前與過度消費之賜,加上中國善用其低工資、低環保、低人權,及高耗能、高圈地、高財政投入的發展模式,才造就了中國與美國聯手塑造的所謂全球榮景。如今,隨著美國金融風暴和歐債的泡沫破滅,所謂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的成長奇蹟也岌岌可危。依靠ECFA(兩岸經濟協議)只是想搭這個其實已經開始逝去的順風車,民進黨應該要有另一套經濟策略,讓台灣在經濟全球化脈絡下發展有自主性的科技或know-how,只有這樣才能不像國民黨那樣,在經濟上陷入既要看北京臉色,又得討華府歡心的窘境。沒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就不可避免地讓在中國有事業的大老闆們以表態來左右政局。

中國內部充滿各種可能性

民進黨應設法認識與接觸

國際關係上,現在亞洲愈來愈像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地緣強權競逐的時代。美國已經以重回亞洲對中國的崛起做出回應的部署。作為一個小國的台灣,最好不要以為美國會為了制約中國而打台灣牌,陳水扁時代那種尾巴搖狗麻煩製造者角色,讓美國至今仍深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之感,並在此次大選中對民進黨造成了具體的傷害。民進黨沒有為此向台灣社會道歉就算了,至少為了自己也不應對此毫無感覺。

從國際政治角度而言,民進黨更不應將改變台灣主權現狀明白地作為一個政策目標。但向北京投降同樣也會加劇強權的矛盾,恐怕是另一種麻煩製造者。所以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唯一可能的選項是扮演保持現狀的角色。為了能讓台灣更好地因應國際的變局,國、民兩黨應該在內政上進行擱置統獨的協議。

最後,民進黨還應該學習認識和面對中國。從政治文明而言,中共政權的確是一個侵害人權、壓制人民自由的政府,很難打交道。但中國不等於中共,中國的社會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集合體,正在衝撞崛起的中國社會力,內在充滿了各種利益、各種聲音、各種矛盾、各種可能。中國的未來絕非僅僅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就此而言,國共論壇是缺乏進步性的。民進黨雖也可以設法與中共建立溝通管道,但另方面認識和接觸由中國社會所代表的中國深層次變化,卻是民進黨絕對不能缺席的一門課。



中國因素決定台灣分歧

政大政治系教授/楊婉瑩

出處:財訊390

長期以來,藍綠基本盤主要差異,乃是建立在統獨認同以及兩岸關係的分歧。此次選舉中,兩岸問題仍然是關鍵議題,但是已經由過去的台灣/中國的認同動員,轉為兩岸經濟的荷包動員。

兩岸經貿議題的先占優勢

馬英九在選戰過程,最具體可與民進黨進行區隔的政績,主要是兩岸經貿所產生的經濟利益。透過四年的執政,ECFA(兩岸經濟協議)已經從是否簽署的爭議性課題,轉化為台灣的經濟現實與前提,國民黨也取得議題設定的優勢。兩岸經貿原本就是馬陣營的主攻議題,但在去年十月中提出「兩岸和平協議﹂後備受爭議,暴露出加速經濟合作的政治風險。

兩岸經濟議題上,馬英九取得了先發權,而在和平協議危機後,重新將原本衝過頭的兩岸先經後政,定調為兩岸只經不政的路線。

相對地,蔡英文在兩岸問題上,則是陷入左支右絀的困境。一方面在兩岸經歷三年多來的快速經濟整合,她沒有選擇地必須承接ECFA的基礎,並且延續以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維持現狀論述。這些主張和國民黨幾乎沒有太大區隔。

另一方面,她也試圖和國民黨進行區隔,不承認九二共識,並提出台灣共識加以取代,以先內而外的程序民主,來處理兩岸問題。但是台灣共識只是一種手段,缺乏實質態度立場,對於一個準備執政者而言,乃是相對消極的策略。民進黨陷入的困境是,談論兩岸交流的台灣主體性問題,可能會被質疑政治意識形態掛帥;但是不談政治風險,則要面對形勢上,國民黨代理兩岸經貿獲利的既存優勢。

民進黨在兩岸議題採取相對防禦姿態,轉而主攻的是內部的分配正義的議題。隨著全球與兩岸經貿的自由化,台灣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非典型就業、青年貧窮、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等問題愈趨嚴峻,此次選舉中,民進黨主張公平正義,試圖拉出新的左右軸線,來取代或切割舊的統獨軸線。然而,民進黨拉出了此戰線,提高了民進黨的選舉氣勢與民意支持,但是並無法占領該議題。

研究指出,議題要能產生關鍵性的效果,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選民必須認知與了解該議題、對於議題要有強烈的好惡、以及必須要有政黨作為議題的代理者。在分配正義的議題操作上,民進黨顯然無法和國民黨建立有效區隔。

拉出左的戰線 但無法占領

蔡英文結合羅賓漢以及三隻小豬,強調小額募款的人民力量,在象徵符號上,取得基層選民對她在社會正義的價值認同。但是在操作層次上,民進黨雖強調照顧弱勢農民,但是兩元柿重傷民進黨。談房價過高問題,國民黨也以奢侈稅和居住正義五法來回應。民進黨提出老農津貼加碼,國民黨不僅跟進且八大津貼同時加碼,也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發放育兒津貼等各種社福補貼。

當公平正義簡化為社福政策和津貼,擁有行政資源的國民黨,可以更迅速地回應來爭取選民的支持。因此,民進黨雖然主張,公平正義是繼民主化之後,民進黨轉型的下一個長期工程,但是缺乏提出根本性地挑戰既有政經結構體質的處方,顯然也無法壟斷這個議題的代理權。

另一方面,蔡英文強調兩岸經貿交流所產生的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試圖將民進黨由過去著重統獨的政治面,轉向著重於兩岸的經濟面。但是兩岸快速經貿交流還在初始期,明顯獲利者,立即跳出來捍衛既得利益,此次大企業和台商紛紛表態支持九二共識,為馬英九政策背書即是明顯例證。

相對地,勞工農民以及新貧的中產階級,雖然感受到薪資貧窮化以及區域貧富差距擴大的困境,卻不會歸因於兩岸經貿交流所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均;甚至期待著,在全球景氣持續低迷、歐債危機的陰影下,透過兩岸經貿持續交流所產生的經濟成長果實,可以擴大為未來分配的物質基礎。

不論是經濟成長或是公平分配的問題,都脫離不了中國的影響。面對中國問題,兩黨其實都反映出台灣選民深層的恐懼和焦慮,只是方式不同。馬英九訴諸選民擔心兩岸經濟交流中斷的深層恐懼,但是策略上,採取了正面樂觀的立場,強調短期經濟獲利以及兩岸關係穩定的利多,而過於樂觀,以至於低估了台灣民眾對政治談判的恐懼。

蔡英文則是直接點出人民內在的恐懼,在九二共識下台灣主體性的流失,但是並沒有指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替代方案,讓人民可以期待的未來。多數時候,人們面對未知和恐懼時,並不見得想被點破,除非領導者真的找到了解決之道。

當中國因素決定了台灣內部分歧的走向,選舉中持續訴說著各種不要」(不統、不獨、不武),而沒有辦法說出到底什麼,已經成為台灣一種集體焦慮的語言格式。於是乎,經濟安定與維持現狀,成為現實上沒有選擇的選擇。



當警察都變成派遣…

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邱毓斌

出處:財訊389期

無論是官方或者勞工團體的資料,都指出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工資停滯、青年貧窮等現象,已是台灣社會不可忽略的問題。很遺憾的,正值白熱化的總統選舉中,藍綠陣營對這些問題的回應,主要在於加強對於弱勢勞工的救濟措施;對於造成這些現象的扭曲勞資政關係結構,我們看不到有扭轉改正的企圖。

對於日益增多的非典型雇用,藍綠陣營最大的共識就是凍結政府部門的勞動派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無異宣示允許民間繼續使用勞動派遣。顯然政治人物並不了解這種雇用形態對於勞工身心與生活的影響,他們不曉得領著低工資、沒有年休、沒有升遷希望、得罪主管就捲鋪蓋、工作契約每六到十一個月就到期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一位工會朋友曾經開玩笑,或許只有當政治人物改成領基本工資,然後每半年改選一次,他們才會懂那對勞工的傷害有多大。

中產階級將逐漸淪陷

目前勞動派遣加上部分工時受雇者已達總受雇者的八%,而月薪低於兩萬五千元的勞工已超過二一○萬人。在職場中,這些非典型雇用不只讓資方省下勞動成本,對正職勞工也會產生分化與威脅的作用,進而抑制了勞工可能有的挑戰。這就是工資停滯的祕密了:底層勞工薪資往下跑,中間階層則喪失工資議價的能力。

光是公務部門停用派遣是不夠的,政府應該宣示禁用勞動派遣。︽勞動基準法︾已經有足夠空間讓企業聘用各種季節性、短期性的契約人員;實務運作經驗告訴我們,企業並非透過勞動派遣來雇用在正常管道難以聘到的人,而是讓社會中一個個原本穩定的工作,轉變成不穩定的就業。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近來勞動派遣有由低薪低技術往較高薪的技術人員蔓延的趨勢,諸如電子業工程師、醫院從業人員等也出現派遣現象。繼低技術受雇者之後,我們要開始擔心中產階級的淪陷。

為什麼執政者允許這樣的現象持續下去呢?顯然,他們以為這是有助於提升競爭力的。問題是,這是誰的競爭力呢?南部知名的優派人力派遣公司在其網頁公開回答了這個問題,聲明該公司的經營理念是﹁替企業客戶節省非核心性的人力作業流程,進而掌握企業永續經營的條件:﹃利潤﹄。﹂至於企業利潤是否等同於國家利益,是否等同勞工利益,在舉國上下追求﹁競爭力﹂的同時,主流政治人物看起來是不太關心這些問題。

落實︽勞基法︾才是正途

很少人知道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國家競爭力報告包含了﹁解雇勞工成本﹂這項指標。也就是說,愈容易解雇勞工,該國的得分愈高。這解釋了為什麼政府要賦予﹁勞動基準﹂無比的彈性,對於勞動派遣、無薪假、責任制等採取默許的態度。馬總統宣稱要立法保障派遣工、無薪假、建教生等,在勞工的眼中,這不是保障,而是會帶來﹁非典型雇用合法化與常態化﹂。真要談保障,請從徹底執行︽勞基法︾開始,政府必須建立勞動檢查的快速反應部隊。而過去十年,勞委會連勞動檢查人力都外包派遣,於是我們目睹了勞動基準的崩壞。打個比方,如果有一天政府把警察都改成派遣人力,誰會期待黑道大哥們能夠安分守己呢?

或有論者會說,跟韓國比,台灣的非典型雇用並沒有那麼嚴重。但別忘了,即使是飽受衝擊,韓國工會的談判與議價能力遠超過我們。在威權統治的制度遺產下,台灣的工會非常低度發展:扣除作為勞工保險代辦機構的職業工會,以企業為組織範疇的工會會員從解嚴初期的七十萬降到目前的五十二萬,組織率只有六‧二%︵與OECD國家比較只贏過土耳其︶;五人以上企業中,只有○‧三七%存有工會,而這二十四萬家企業單位中,竟然只有四十一家有團體協約!

我們期待的總統政策是:宣示禁絕勞動派遣,並嚴格執行︽勞動基準法︾,告訴企業界:侵害勞動人權的經營策略不再是選項;同時,政府要把就業與產業政策聯繫起來。過去,就業政策是拿來短線操作的,不是把「就業機會」拿來對抗反對土地被徵收開發的農漁民,不然就是拿全民稅金補貼各種美化帳面的短期就業。我們需要執政者誠實地告訴社會,新的產業方向會帶來多少穩定永續的就業機會。

我常形容藍綠陣營的勞工政策是放任勞工被飽以老拳之後,再好心地說政府會如何來幫忙貼膏藥。要改正這樣的思維,真正動力還是要來自民間。作為受雇大眾,我們必須把握新工會法施行後可以籌組行業別工會的契機,盡速在各行業以及工作場所中團結組織。過去二十幾年,﹁各行業有工會﹂是韓國、南非、香港等地民主化歷程中的重要口號,台灣如果不迎頭趕上,我們只能繼續忍受經濟上的無感復甦,以及總統選舉中療傷式的勞工政見。



祝你聖誕快樂!Mr. Constitution

台大法律系教授、台大特聘教授/顏厥安

 出處:財訊388期

﹁民國一百年﹂已近尾聲,大選的喧鬧還要持續到跨年之後,沒人確定誰會勝出或國會席次將如何分布。不過似乎更少人關心,當﹁民國一百年﹂正式走入歷史的那一刻,我們還會有下一個﹁民國百年﹂嗎?走入歷史的,會不會不是百年,而是﹁民國﹂呢?

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的時候,不論南京還是北京的政客們,絕對沒人想到民國第一百年要由一個在台北的奇怪政權來﹁延續﹂。今天在台北或北京,恐怕也沒人確信,或者更糟糕的,沒幾個人真心期望中華民國再以如此態樣走過下個百年。

紐約一家出版商在一七八八年集結出版了︽聯邦黨人︾文集,七十餘篇︵當時有數篇尚未出版︶捍衛美國聯邦主義新憲法的文章成為經典文獻。麥迪遜、漢米爾頓等人關心的主題之一為UNION︵政治聯合︶。他們深入討論如何透過聯邦架構,來把這個新國家更緊密穩定的結合在一起。

一部和台灣毫無關係的憲法

十年後的一七九八年,年僅二十八歲的黑格爾則在歐洲老城法蘭克福為文指出,由德國政壇大小狀況都牴觸憲法的事實,可以看出這是個日漸消散的國家。現在的中華民國絕無北美十三州的朝氣,但是就一定比暮氣沉沉的﹁神聖羅馬帝國﹂狀況要好嗎?也許我們也該由憲法學的角度來觀察一番。

首先是憲法(constitution)的基礎論,也就是憲法、政權與國家的關係。中華民國政權建立的時候,宣稱自己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可是當時的中國沒有包括台灣,也沒有憲法。

三十八年後,兵敗於中國的蔣介石政權,卻把一部依照國民黨制定的憲法,放進動員戡亂體制的盒子中帶來台灣,用以支持威權體制超過四十年。因此即使經過了民主化,這部無法建立基礎關係的憲法,卻始終與台灣人民冷漠隔閡。

再來看看實踐論吧。憲法實踐有兩大問題:一是護憲天王國民黨經常帶頭違憲。二是照章辦事往往已經客觀不能。舉一個國民黨帶頭違憲的例子。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政院副院長……,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但是馬英九總統卻公然違憲,同時任命了吳敦義院長與朱立倫副院長。

再看個歷史解釋的例子,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多次有代表提案要在憲法中﹁獨尊儒教﹂,但是都無法通過。因此現行憲法規定的是信仰自由與民族平等,顯然禁止國家獨尊儒教。增修條文第十條﹁國家肯定多元文化﹂的規定,更明文表達了這個觀點。可是教育部卻仍執意,要強制實施以四書儒學為內容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毫不在乎憲法的規範。

再看一個最近的例子吧。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大法官釋字三九一號,也明確禁止立法院移動或增減預算項目。但是國民黨卻偏偏就要以這個方式通過總預算案。雖然民進黨也附和此案,但是掌握行政立法兩院的國民黨,顯然一點也不想以合憲的方式來運作。

既然提到了民進黨,就來看最無厘頭的條文。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除了教室內的法律系老師外,我實在不知道有誰真的了解這一條到底在說什麼。

要一部台灣人﹁有感﹂的憲法

沒有錯,我們有一部法律規定行政院為﹁一級機關﹂,但是這個會期才剛通過的︽特種勤務條例︾,卻規定隸屬總統府的國家安全局可以﹁指揮﹂憲兵司令部、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等。這沒有違憲嗎?但是如果有,不分政黨,無一不積極行使最高行政首長職權的總統們,不就每天都在違憲了嗎?而人民難道不也都認定總統是最高行政首長嗎?

這就涉及另一個重要層面:台灣人民絕大多數對於這麼多違憲或憲法晦暗狀態是﹁無感﹂的,沒有公民認為事態嚴重,沒有學者想要認真辯論。這是憲法的﹁社會論﹂,探討憲法是否具有真正的社會規範性,其重要性甚至超過憲法解釋學。因為缺少社會規範性的憲法是一部無生命活力的憲法,對之強做解釋只是一場徒勞的鬧劇。

民國百年的行憲紀念日又到了,人民與政客無心紀念一部無感憲法,實不足為奇。然而台灣人民對於這個國家並非無感,只是還不了解,一個無法透過﹁活力﹂憲法自我表達的政治社群,終將難以避免逐步消散的命運。

年輕的黑格爾無奈地見證了老德國的消散;麥迪遜這群中年男人倒是積極透過憲法闡述,參與了新國家的創建與穩固。中華民國這部無感憲法,已經注定罩不住台灣了,那充滿活力的台灣人,要以何種精神與行動來塑造台灣民主憲政的新世紀呢?這也許是互道聖誕快樂後,真正重要的省思任務吧。



「人權」成為選舉的空頭支票!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陳俊宏

出處:財訊387期

再過幾天又到了每年的﹁世界人權日﹂,正逢選舉造勢的高峰期,想必將是各黨候選人提出各種人權支票的好時機。回顧過去這十多年,不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喜歡把人權掛在嘴邊,例如扁政府時代高舉﹁人權立國﹂的大旗,馬政府則承諾將以﹁人權治國﹂為目標。然而口號人人會喊,重點在於如何落實,否則人權語彙終將變成政治人物裝飾門面的廉價品。因此,在紀念﹁世界人權日﹂的同時,正好也是人民檢驗政治人物的人權支票是否兌現的重要時刻。

兩公約施行法 確定跳票

以今年為例,我國正式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今年十二月十日即將屆滿兩年。根據兩公約施行法第八條:﹁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而為落實執行﹁兩公約﹂,法務部隨即於二○○九年啟動﹁人權大步走計畫﹂,並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期限內將不符兩公約規定之法令與行政措施,函送法務部。法務部一共彙整二一九項不符兩公約的法令,並製作清冊追蹤管考。然而兩年即將屆滿,清冊中仍包括如︽集會遊行法︾等十多項應修正之法律,顯然無法在十二月十日之前修正完成,確定跳票。但至今為止,我們仍未看到政府對此一可能違反第八條規定有何因應措施,也未聽聞監察院諸公對於政府可能違法跳票,提出善意的提醒,執政當局似乎未能嚴肅面對如何履行人權保障的義務,使得﹁人權治國﹂的承諾大打折扣。

再舉另一個例子。由民間大力推動而幾經波折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即將於十二月十日掛牌成立,組織位階提高為三級機構,下轄綠島、景美兩座人權園區。白色恐怖從禁忌話題到成為公部門投注資源的議題,固然是美事一樁,尤其兩園區不僅承載許多政治受難者的記憶,也是民眾人權教育的重要素材。透過博物館所呈現的人權侵害經歷,過去被掩飾的歷史無法再被否認,不僅可以斷絕獨裁體制的遺緒,所強加予社會種種的錯誤認知,更減少了那些不斷在公共場域流傳而未受挑戰的謊言數目。

然而,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日前一番﹁沒有戒嚴,哪來民主﹂的謬論,正充分顯示,歷經二十多年民主化的台灣,並未針對長達三十八年戒嚴令統治下的國家暴力所造成之人權侵害,還給受難者或家屬最起碼的正義。

設人權博物館 缺乏對話

因此,如何從口述訪談、文件檔案的蒐集與歷史真相的還原,應是人權博物館的核心,而非僅是硬體空間的配置。然自去年七月宣布成立博物館以來,將近一年半的籌備期,對於博物館的營運方向、編制與人力,以及籌備處主任的遴選等重要議題,皆缺乏民間社會的對話與參與,使得人權博物館的籌畫與建置,淪為政府公務員的文書法制作業流程,外界所知甚少。僅在一切規畫都已定案後,才點綴式地召開兩場會議,聽取幾名民間代表建言。如今在正式掛牌之際,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規以及籌備處主任已經確定的情形下,這些重要議題成為公共領域集體審議的空間似無可能,錯失一個可以推動民主與人權教育的良機。

因此,認知人權價值的重要性,並對人權表達具體承諾,固然值得肯定,然而更重要的在於具體落實的作為,否則人權終將成為空洞的競選口號。二○○九年,各領域公民團體成立了﹁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期望藉由民間社會的監督,與政府展開建設性的對話,達成人權保障的具體落實。

﹁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在每年﹁世界人權日﹂前後,公布民間版的監督報告,並提出具體的建議。今年十二月十日的世界人權日,各政黨候選人除了發放﹁台灣平安福﹂、迎﹁小豬回娘家﹂的競選活動之外,應該積極回應民間監督報告的內容,並提出具體的承諾與方向,開創一個政府與民間共同為落實人權而努力的新典範,讓人權不再成為選舉的空頭支票!



媒體不是一般企業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李崇僖

出處:財訊386期

最近因為旺中寬頻,欲以七百億元台幣併購中嘉網路等多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引發社會矚目。

主因是旺中寬頻已是影響力甚大的中視、中天、中時跨媒體集團,而中嘉網路則掌握一○七萬用戶,占全國二三%用戶數,此一併購案是近年來亞洲交易金額最大的一次,背後的意涵則是跨頻道、平台以及報紙的大媒體集團即將成形。

無論贊成或反對這個併購案的人士,無人可否認這一併購案將大幅改變台灣媒體版圖。我們若仔細分析贊成或反對的雙方論述,可發現是在某條軸線上的對立觀點,那就是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問題。

支持此併購案應獲許可之人士主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僅能依法行政,而此併購案並未違反法律所禁止事項︵例如有線電視系統不得超過全國三分之一︶;另一項主張則是業者有經營自由,若主管機關創設法律所無之規範條件,是侵害︽憲法︾上之財產權。

追求程序正義還是實質正義?

反之,學者及輿論關切的是媒體經營權高度集中化,將嚴重減縮言論多元空間,台大經濟系教授並以德國計算方法,推算出此併購案將使媒體集中度達到一四○%,遠超過德國所許可之三○%標準。另一項疑慮則是來自旺中寬頻所掌握媒體過去之傾中表現,關於中國的新聞多只有正面呈現。因此問題癥結,就是在程序上通傳會是否有合法的依據,可以阻止此種不正義的媒體版圖遷移。

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行政像是把雙面刃,一方面保障人權,另方面又像是魔咒般常成為政府不積極作為的藉口。歷史上,依法行政是憲政主義下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基本設計;但現代社會中會造成對人民自由權利侵害的不只是政府,企業才是人民最常面臨的威脅,例如公害汙染、塑化劑等皆是。然而憲政主義架構及其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卻將企業理解為和一般人民地位相同,無視於其勢力之龐大,卻受到與個人相同程度之保障,因而衍生許多管制難題。

基於此,我們也可將前述併購案的爭議理解為另一個層次的政治哲學論題,就是資本與民主的緊張關係。現代市場經濟的資本邏輯中,強調市場可以創造社會最大效率與福祉,實則資本家的力量已形成一種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違反了民主體制中人人有權參與公共事務的基本理念。台灣的政治發展則更表現出在平常運作上嚴重偏向資本力量,到選舉時才勉強回應民意,有時還會被指責為所謂﹁民粹﹂決策。

當務之急 推動媒體運作民主化

在資本與民主的緊張關係中,媒體扮演的角色最是關鍵。一方面許多媒體是由資本邏輯所運作,另一方面媒體在民主機制中有極重要角色,扮演著議題設定與溝通對話功能;因此促成媒體的民主化,讓媒體不同於一般的企業,早已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而今我們所面臨的是更為險峻的形勢,因為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同時,中共政權已經有計畫地透過媒體投資,來發揮其在國際政治上之影響力︵例如著名的大外宣計畫︶。媒體政策在台灣的課題,不僅是民主社會中應有怎樣的媒體,更面臨了民主社會如何自我防禦的難題,因為媒體已經成為民主與反民主力量的決戰場域。控制媒體,不僅可以操作選舉,並可在平常運作上設定議題。

回到前述旺中寬頻併購案爭議,當這個業者目前有九成的營收都來自中國市場,很難相信這個業者購買媒體時沒有政治動機,也很難期待其經營媒體不會有特定立場。美其名為呼應政府﹁鮭魚返鄉﹂政策,實則回來的是否為一隻鱷魚呢?

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對立似乎無解,依法行政像一道高牆無法跨越。實則,最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則判決卻讓我們看到了曙光。

此案源於通傳會對旺旺集團收購三中集團時,做成五項附款之許可處分,中視公司對附款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理由與前述併購案之贊成者說法一模一樣。法院之判決則認同通傳會之處分與附款合法性,最精采處為法院判決之理由明確指出,通傳會之運作特別著重公開透明與民主參與,其民主正當性高於一般行政組織,法院應尊重其決策;再則通傳會所訂之附款內容雖無法律依據,但基於通傳會所為之許可屬於裁量處分,原本即可附加條件,因此並不違法。法院更強調了媒體對民主社會之重要性,其經營自由應受限制。

老實講,對一位學習法律的人來說,從訴狀中看到資本家的律師群從依法行政原理推演而出的每項主張論理,都符合教科書上的說法,但其結論就是與實質正義的情感相悖。因此,法院能跳脫這種邏輯陷阱而從民主理論推演出正確的結論,實在令人激賞。今後有了行政法院的背書,責任又回到通傳會身上,如何推動媒體運作民主化,組織透明化,已是當務之急。



占領華爾街的另類想像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厚銘

出處:財訊385期

占領華爾街運動是否注定失敗?這個提問,預設一個社會運動應有明確目標、實踐方法與步驟,以便用利害計算的方式,客觀衡量該運動的成敗得失。並在事後檢討到底是目標設定不明,還是實踐方法與步驟出錯,或是哪個環節執行效率不佳。

但這提問本身卻也顯示,資本主義並不只是一個經濟體制,也是個政治體制,更是一套我們習以為常的思考與生活方式,因此也體現在我們檢驗占領華爾街運動時的那種效用主義態度。而民主體制所設想的也是一個個獨立自主的個人,運用理性來認知判斷與計算利害得失,並據此和其他一樣獨立自主的個人溝通協調,最後達成共識、做出決定來。

對資本主義太習以為常  對社會運動太缺乏想像

但何以這套講究平等、一人一票、多數決的民主制度,會在這麼多國家中,扶植出只對占人口一%的資本家友善的政權呢?對我來說,占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對此現象提出質疑:是不是我們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於對自由的生活與思考方式等等的想像都過於貧乏?進而,這質疑所指向的,不只是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必然性與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也指向了我們對社會運動的想像。

親身站在紐約的自由廣場,你會發現占領華爾街運動更像是一場嘉年華,來這裡的人所追求的,是與其他人一樣作為人的權利。而這裡所謂的人,絕非資本主義所界定的有用的人。他們用音樂、舞蹈、標語所訴求的,是占人口數九九%的大多數人的共同感受,所追求的,是與其他人在情緒上融為一體的共感共應。

所以,這運動或許沒有明確目標,但絕非沒有訴求,只是並非理性的主張,而是訴諸情感上的認同。正如Judith Butler︵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的女權主義專家︶所說,即使這運動所追求的目標是不可能達成的,我們也堅持要這麼追求。顯然,這絕非用功利性的利害計算可以衡量或否定的。

但長期以來,被官方慶典或講究效用的理性體制所壓抑一樣,學術上有關民主的論述中,也經常忽略了社群的面向。然而,沒有界定出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我們又如何知道可以參與民主投票的究竟包括了哪些人?反之,即使是官方的慶典、紀念大會,不也是訴諸參與者的集體亢奮,來激發社群一體的認同感嗎?亦即,相對於以理性溝通、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民主理想,以共感共應、情感社群為基礎的社群主義政治想像,其實是不容忽視的。

循此,廣場上隨處可見的V怪客面具,實際上並非掩飾真實身分的偽裝,而是如同面具在古今中外節慶中所發揮的功能:讓人卸下既有身分、角色,自日復一日的常軌逃脫,以真我和他人共在,享受單純作為人的存在。而V怪客的典故||每年的Guy Fawkes節︵英國煙火節︶在英國到處施放的煙火爆竹,也正是從日常生活既有規範中解放出來的表現。

此外,眾所周知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明確質疑的,是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制與生活、思考方式︵及其相伴隨的發展、擴張、科技至上意識形態、甚至是為了確保經濟利益而輸出戰爭的帝國主義︶。

 

該訴求的是我們自己  但我們卻忘了這一點

想想,究竟是讓蘋果公司起死回生,並也累積了自身財富,卻無視於外包血汗工廠的Steve Jobs︵賈伯斯︶,還是年紀輕輕就為自身理念而死但幾百年後還有節日、電影紀念他的Guy Fawkes︵一六○五年的英國士兵,因暗殺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不成被逮捕︶比較成功?也因此,廣場上多的是自由樂捐的共食與榮譽制的人民圖書館。這些制度所預設的絕非自私自利、斤斤計較於利害計算的個人,而是有別於資本主義經濟交換的共享、禮物文化。

顯然,真正需要被解放的是我們,以及我們的生活與思考方式,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正如擁抱財團的政府之所以能夠提供企業租稅優惠、補貼私人公司雇用博士、大學畢業生等等,所支用的是占九九%的我們所繳納的稅金。而政府或政黨膽敢劫貧濟富至此,也是我們縱容的結果。寧可被政黨綁架動員,含淚也要投票給花大錢買廣告、做形象的政黨,以致這些拿資本家政治獻金來買廣告的政黨也確實覺得策略奏效,那又何須真正在意人民的需求?選後又怎麼可能不在立法與政策上償還財團、資本家對該政黨的投資呢?

所以,占領華爾街運動所真正訴求的對象,其實不是別人,而是身為九九%的我們。這運動最大的挑戰也在此,但我們卻經常忘記這一點,以致從未發揮本有的力量,因此還很需要提醒、一再地提醒。這從來就不是他們這些發起人、無產階級、弱勢者、失業勞工或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我們九九%人共同的問題。既然我們都有責任、無人可以置身事外,又為何我們對占領華爾街、占領台北運動的批評可以看似如此客觀超然,而不是站出來一同參與、推動呢?



台灣社會裡的「陌生人」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台灣社會學刊》主編/王宏仁

出處:財訊384期

美國有一份研究十到十三歲小孩,利用何種技巧,在學校裡面形成、維繫一個同儕團體,並且形塑自我認同。研究發現,為了維持同儕團體的獨特性,他們必須小心翼翼篩選團體成員,排除特定的人選。這個團體內部有清楚的階層化現象,大家眼光一直往上看,原來的朋友在自己往上爬的過程中逐漸被拋棄。為了往上爬,大家會阿諛奉承領導以及其周遭的朋友,而領導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也常會想辦法﹁分別﹂籠絡某些圈內人,且不讓這些追隨者相互間形成社會連結。

這個研究,讓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同儕團體怎麼對待自己圈內的邊緣小朋友。如果不是自己圈內人的話,那麼找個倒楣的圈外朋友痛打一頓,倒也不奇怪,但是對於圈內的人,卻也有類似的捉弄、欺負情事,為什麼?

設定想像的共同體  把邊緣人貼上標籤

維繫同儕團體的向心力上,通常的做法就是找一個最不受歡迎的小孩來欺負,核心人物會想辦法讓圈內的小朋友去欺負那個倒楣鬼,這樣不僅可以凝聚團體的向心力,而且也讓圈內的邊緣小朋友知道,誰才是圈子的老大。

這些想要留在圈內但又邊緣的小朋友,也經常受到嘲諷捉弄,並且逐漸成為長期的現象,大家會把這些邊緣小朋友貼上不受歡迎的標籤,透過這樣的排除讓核心的領導階層可以繼續掌權。

這一類的同儕團體,相當類似一個民族國家,也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眾多小朋友聚集在學校上課,然後幾個人組成一個﹁自己人﹂團體,用以凸顯自己的身分認同,區隔跟他人團體的不同。

些小朋友之間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因為某些因素而共同聚集在一起,相信大家都是自己人,有個共同的目標對抗外侮。但實際在對抗外侮的過程中,某部分的圈內人就必須負責去欺負人,而頭頭則只要發號施令就好,如果家長抱怨或者老師發現,責任就推給那些動手動口的小朋友。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群邊緣的小朋友,就是社會中的﹁陌生人﹂。陌生人不是﹁他者﹂,也不是﹁敵人﹂,而是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有點一樣,但又不完全一樣,少了陌生人這個團體可能就無法運作,但是他們又不能跟我們一樣,以免僭位,篡奪精英的地位。

台灣的社會,如果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就跟這些小朋友的團體類似,有階層化組織,處在邊緣的團體,雖然號稱是﹁同胞﹂,但卻經常被當成台灣的陌生人。過去十幾年的經濟發展,雖然勞動生產力每年有將近四%的成長,但是勞動者的薪資成長幾乎文風不動,連最低工資的成長都不到二%。

透過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述,個人的生活遭遇變成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社會的集體風險問題。資本家獲取了大多數的經濟成長果實,然後被合理化為他們的冒險所得、他們的技術研發所得、他們的管理能力報酬,但是卻不去談論台積電的整年盈餘,大部分是由政府租稅減免而賺到的。

而收入一直偏低的勞動者,則被譴責是競爭力不足,無法跟上時代腳步,卻忘記了這個所得分配的遊戲規則,都是偏資方的立委所設定的。

台灣社會中還有許多其他類型的陌生人,例如移工、婚姻移民者、卡債受害者、性少數、外籍或大陸漁工……,他們跟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卻不被當成﹁我們﹂平等對待。前幾週有新聞報導,六個高雄青少年打賭,看看誰有膽去砍殺前鎮的外籍漁工,造成一名印尼漁工被砍成重傷。他們為何不是打賭砍台灣人呢?因為這些漁工不是﹁我們﹂,但卻在﹁我們﹂這個土地上,成為凝視與排斥的對象。

對陌生人禮貌性忽略  無法改變不平等結構

目前台灣對於陌生人的態度,已經逐漸從歧視走向禮貌性的忽略,歧視是想盡辦法排斥、對他們採取差別待遇,而禮貌性的忽略,則是知道其存在,但是不會去主動接觸或改變不平等的結構關係。接觸到陌生人的時候,總是面帶微笑、裝作沒看到的擦身而過。

如果大部分人只是禮貌性的跟陌生人點頭,禮貌性的保持距離,卻從不嘗試去了解彼此對方,以及改變不平等的結構,那麼發生那種路上被車子撞到,卻沒有人伸出援手的情景,會不斷出現。此時禮貌性的忽略,跟道德的冷漠,其實只有一線之隔而已。

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它如何對待陌生人,台灣似乎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大選裡的兩岸議題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

出處:財訊383期

中國崛起所引發的兩岸經濟密切交往,對台灣政治將產生持續性的影響。民眾對經濟交往的認知、評價和感受將界定兩黨的勢力平衡,也對總統大選產生重要的影響。目前兩黨都各占據有利的議題立場,也各有弱點。

今年三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的電訪調查發現,一○.三%的受訪者、以及七.五%受訪者的配偶所任職/或擁有的公司在中國有投資。扣除其中重疊之比率,至少有一五.四%的家庭受到中國投資的直接影響。

在經濟依賴和政治敵意同時並存的情境下,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是台灣政治未來數十年最重要、也最艱難的課題。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會主動面對,其他的領袖也勢將無法逃避。但無論如何,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對台灣政治在長期和短期上必然都有巨大的衝擊。長期衝擊中最為人所關心的,應為其對台灣認同的影響;短期衝擊則是對政黨勢力消長和總統選舉的影響。

獨立的政治社區意識興起

前述問卷調查發現,台灣民眾絕大多數歡迎兩岸之間的經濟交往。樣本中有五六.五%的人認為﹁兩岸經濟關係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幫助。認為有負面影響的比率只有二三.九%。可是兩岸在過去幾年發展的緊密經濟關係,對民族認同產生何種影響?我們的發現是:它並沒有改變民眾的民族認同。

認為﹁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台灣就應該獨立﹂,即使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當,仍然不願意統一的﹁台灣民族認同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三六.五%︶並沒有降低,仍是所有認同類別中最高者。而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也不支持獨立、但若兩岸發展相當則希望統一的﹁中國民族認同者﹂,其比率︵一一.五%︶也沒有提高,仍是所有認同類別中最低者。

如果單檢閱對統一的態度變化趨勢,中國經濟誘惑的毫無作用就更清楚:在兩岸沒有差距的情況下,願意統一的比率持續下降至二○.八%,而仍然反對統一的態度則持續上升至六五.八%。或許我們可以說:台灣民眾已經發展出獨立的政治社區意識。即使主張在經濟上和中國更密切交往,也並沒有影響他們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社區意識。

經濟與主權 兩黨各有包袱

雖然台灣民眾對兩岸經濟關係普遍持有正面態度,可是他們並非不了解經濟交往對台灣自主性可能帶來的危機。樣本中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愈密切,台灣在政治上要維持現狀﹂將更為困難。同樣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兩岸經濟交往會讓﹁中國統一更容易﹂,﹁台灣獨立更困難﹂。也就是說,台灣民眾普遍認識到,和中國的經濟交往,將大為限制台灣未來的政治選擇。

既歡迎經濟來往,又擔心主權受到限制的主流民意,對兩個政黨各有利弊。前者對採取保守立場的民進黨不利處甚為明顯。即使獨立選民中也有一半肯定與中國經濟交往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幫助;持負面態度者只有二成左右。甚至在民進黨的認同者中,也有三成持正面態度。如果分析選民對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評價,民進黨在此議題上的不利更為清晰: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民進黨過於反對和中國大陸來往﹂,甚至在民進黨的支持者中,也有將近一半的人有相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擔心主權受限的主流民意,對國民黨則相對不利。中國民族主義的傳統立場,使國民黨和中國交往在意識形態上沒有太大的負擔。它積極和中國經濟交往的政策,因此沒有如民進黨那樣和主流民意產生巨大落差;可是卻也同時讓主流民意對國民黨產生高度的擔憂。在對主權流失的普遍擔心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同意﹁國民黨太過於傾向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甚至在國民黨的認同者中,都有超過三成的人認為國民黨的立場太傾向﹁中國政府﹂︵而非抽象的﹁中國﹂︶。

另一個可能產生的影響因素是所得分配。至目前為止,民進黨這次大選的訴求似乎將集中在貧富差距上。樣本中有將近七成︵六七.八%︶的人認為,兩岸經濟關係的密切發展會擴大台灣的貧富差距。然而更重要的或許是:自己是受害者還是得利者?

問卷顯示,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和受益者的比率大致相當︵三○.一%和二九%︶。最高比率的受害者集中於民進黨的認同者中,可是對民進黨的勝選更有關鍵影響的是獨立選民的態度。

獨立選民中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的比率,高於自認為是受益者︵二八%對一九.七%︶,另外有一八.三%的人無法評估自己受益還是受害。這些占獨立選民四成六的民眾,或許是民進黨可以訴求的目標。然而訴求是否有效,仍然決定於他們目前的確實感受以及對更美好未來的評估。

選舉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上述所顯示的主流民意如何發揮作用,兩黨領袖如何面對這項台灣社會最重大的議題,應該是我們觀察今年選舉的重要角度。



新圈地運動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邱文聰

出處:財訊382期

﹁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

這是史惇︽慟餘雜記︾描繪清順治年初,多爾袞三次下令圈地,以便在京畿地區安置東來的滿族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的景象。史料也記載,房產遭圈占而兌換他處者,﹁雖有撥補,率皆名償實無﹂。

現代法治國家保障財產權,這等圈地行徑理應不許再次出現。所有權,在憲政民主的律法下,受到兩種制度的保障。所有權人對所有權的移轉與移轉條件得依其所好決定。這當然意謂交易價格與對象,必須徵得所有權人點頭同意,也意謂對違反所有權人意願的權利變動,要能訴諸法律加以排除、防止與回復,這是財產權保障的權利模式。

﹁權利模式﹂和﹁責任模式﹂

與此相對的財產權保障,則要求侵權人對非自願性的所有權變動,起碼必須以客觀的價值加以填補,這是財產權保障的責任模式。

權利模式賦予所有權人較優越的保障地位,甚且容他主張﹁這東西無價,老子不賣﹂,以維護所有權原有安定狀態;反之,責任模式則默許相對一方霸王硬上弓再來﹁用錢解決﹂,這雖可在高交易成本的困局中促成交易,但相對弱化財產權的保障強度。

為了避免刻意偏離權利模式而空洞化財產權保障,責任模式的適用需要符合一些前提的要求。因此一般市場交易,原則上仍應遵循權利模式,只有少數例外能適用責任模式。

徵收是典型採責任模式的例子,然而徵收的發動至少必須符合﹁公共使用目的﹂的限制、考量分配正義的要求;否則表面上公共徵收,實則白手套假公濟私,等於為強權者開了迴避權利模式剝削弱勢者的後門,也摧毀財產保障的核心。再者,徵收後補償金額也必要能公正地決定,否則徵用者﹁球員兼裁判﹂自行喊價,仍背離了責任模式的要求。

都市更新乃為解決都市早期欠缺規畫,或因建築物窳陋毀損,而進行全面或部分區域的重建或整修,以改善居住環境,復甦都市機能。在追求公益的大纛下,︽都市更新條例︾明白採行了責任模式的財產權保障,在少數所有權人所自行申畫的更新單元範圍內︵另一種﹁圈地﹂?︶,法律允許僅依﹁多數決﹂而非全體自願同意,即決定更新單元內全體所有權的權利變動與變動條件。反對都更或不同意變動條件的所有權人,只能依責任模式獲得權利補償。

然而︽都更條例︾所採行的責任模式,是否真滿足公益與正義的適用前提?是否符合責任模式下的公正補償原則?

倘若政府在改善都市機能的同時,以容積優惠鼓勵所有權人進行都更,又確實改善了所有權人的原有居住環境,則違反所有權人意願的權利變動,或許還真能以公益與社會正義之名而正當化。

都更到底誰受益?

但實際情況卻是,多數都更案在重建後,原來所有權人或因無力支付權利變換後尚須自行補足的巨大差額,而被迫放棄遷回,或因純粹為置產投資而選擇獲利了結。真正留下自住的比例明顯偏低,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以更高房價進駐的中上階級。顯然,政府正以更新之名,在都市進行驅離中下階層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工程。

社會正義不過是幌子,真正獲益的,除了中上階級間接接收都更後更符合其價值意識的地景與人文環境外,實施都更的建商更直接享受了都更帶來的最大利益。

何以在追求公義的理想下,︽都更條例︾的責任模式,卻淪為剝削弱者以供建商套利的後門?主要的原因無非是︽都更條例︾所訂的各種程序,因設計不良極易被操弄而偏頗建商。

例如,一般都更須先經過等同於意願調查的﹁單元畫定﹂與﹁更新概要﹂,其後才進入決定由誰來做、要如何做的﹁更新事業計畫﹂階段,不同階段因不同目的而異其可決人數。但︽都更條例︾卻在這個原則外大開例外,使不明就裡的所有權人以為只在徵詢都更意願,不意竟讓建商在意願表態後就直接取得﹁要都更,只能找我﹂的獨家地位。

更嚴重的是,都更法制違背利益衝突迴避的基本法理,竟限定由建商所委託之估價者,來決定更新前後所有權的價值,以決定所有權人分得之多寡;不僅使權利補償應公正決定的原則蕩然無存,也在建商指定的估價者傾向低估所有權、高估建商出資的操弄下,使原應成為改善所有權人居住條件的容積優惠,最後多進了建商口袋。

或者說穿了,都市更新就真的只是現代版的新圈地運動呢!



自我閹割的公民社會

政治與文化評論人/張鐵志

出處:財訊381期

台灣公民社會可以說是崛起於七○年代,此前台灣的黨國體制高度穿透社會,緊緊箝制各種思想,那是一個森冷窒息的年代。但也開始打開了若干政治空間,尤其有許多新的文化和思想性刊物出現,黨外也開始逐漸組織。

到了八○年代,更是一個燃燒的﹁抗爭性民間社會﹂。當時論者強調﹁民間社會﹂和國家的二元對立,社會如何掙脫威權國家的控制、獲得自主性。﹁民間社會﹂論者也強調反對陣營中應該放下統獨的歧異,先以對抗黨國體制優先。

九○年代民主化之後,對抗性的﹁民間社會﹂逐漸轉變為所謂﹁公民社會﹂。所謂公民社會,期待的是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預設一個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以及強調國家與社會並非二元對立。在﹁公民社會﹂時期,要求國家重新介入社會,如媒體改革和社會福利都需要國家某種程度介入。

民主治理品質差

這個轉變主要是因為人們開始認識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專制政權的解體,不只要有選舉制度和政黨競爭,而且還必須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參與、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質等等,尤其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能有更平等的社會關係。

的確,民主化二十多年至今,我們似乎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也有專書︽我的小革命︾報導一系列追求不同價值的公民行動。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所有人都對台灣政治、對國會不滿,那麼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何以不能促進一個更健康的政治領域呢?為什麼人民有了各種民主權利、公民社會團體十分活躍,但是民主治理的品質卻如此差?

關鍵可能在於台灣公民社會的﹁公共性﹂仍然不足。

這起碼表現在三方面:

第一是眾所皆知的媒體的墮落。在古典意義下,媒體本來就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平台,民間在這裡監督政治權力,辯論不同政策與政治價值;但是台灣的電子媒體與平面報紙不是落入八卦化、瑣碎化,缺乏探討政策的能力,就是黨派化、政治化,為既有政治立場與利益關係所約制。這讓台灣的公共領域面臨貧血危機。

去政治化陰影隨行

第二,往往有人說台灣社會過於﹁政治﹂,但事實是我們太不政治。這個政治指的是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即使到今日,在許多的學校、企業或公務機關,還是會避免討論公共議題,尤其是他們主管、校長認為有爭議的議題。

例如我在中部某國立大學演講時,一位該縣師院改制後大學的老師跑來聽講,他說校方不喜歡他們舉辦公共事務的討論,因為﹁太政治﹂。又如今年新北市政府舉辦的貢寮海洋音樂節邀請我寫一篇音樂與社會運動的文章,因為內容涉及到許多反國光石化的音樂創作,而被承辦人員視為不妥。即使這已經是馬政府宣布停建的政策。

這代表在許多傳統上和國家體制相關的機構中,仍然被威權時期﹁去政治化﹂的陰影所捆綁。

更嚴重的問題是,一般選民也不把自己當作﹁公民﹂。

台灣過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導的侍從主義,亦即派系用利益來交換選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選民不會自我組織起來監督政客或進行公共參與。時至今日,雖然許多地方派系已經式微或者重組,但在許多地方政治中,選民與政客的關係仍然主要是侍從主義的交換關係,很難成為主動的公民。

另一種選民與政黨的連結是基於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這種強烈認同立場的連結,使得公民可能忽視對政治人物在政策上的監督;反之政治人物總是可以透過訴諸強烈認同立場來作為他的政治武器。

在這兩種選民之外,一般選民也沒有把自己視為積極公民。雖然台灣社會有活躍的公民團體,但是整個社會仍然缺乏對公共政策的嚴肅討論,所以專業NGO(非政府組織)得不到民眾的捐款奧援︵民眾喜歡捐款給慈善和宗教團體︶,因此NGO資源貧困,很難發揮更大的政策影響能力。

當然,重大事件發生時,人們願意上街頭表現出憤怒,但大部分時間,他們是選擇幾年一次透過選票表示意見。大部分人只把自己當作﹁選民﹂的角色,而沒有更多的公共性。

這是台灣民主的異化:我們從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成為民主體制下的公民,但我們作為公民的主要內涵,卻只是作為定期上場的﹁選民﹂,我們把許多領域自我閹割欠缺公共與民主功能,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內涵的公共生活。

這是台灣公民社會的重大局限,也是台灣民主必須面對的困境。



轉型正義   藍綠視而不見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

出處:財訊380期

八月中旬,智利一個調查委員會向總統提交報告,將皮諾契政權的受害人數上修為四萬零十八人。這是智利民主化後,為調查獨裁統治歷史,所成立的第三個委員會,所完成之調查報告都展示在﹁國家人權博物館﹂中。

台灣也將在年底成立類似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用於展覽白色恐怖史料。但若問籌備官員,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人數、案件數量是多少,他們恐怕未必能給出答案。

這不單純是公務員的問題,連台灣史學者對這個看來基礎的提問,大概都難有定論,這個怪異的現象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藍綠共業﹂。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期間,從未投注資源徹底清查歷史真相。由於相關檔案均由政府掌握,綿延近四十年的戒嚴政治案件又非常龐雜,單以學者或民間力量要還原歷史真相,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艱鉅的任務。

徹底清查歷史真相   政府責無旁貸

政府既掌握龐大資源,又占據擁有公權力的結構性位置優勢,進行歷史調查,引領社會進行集體反思的工作,實在責無旁貸。這也是相關工作在各國幾無例外,均由政府負責的原因。我們亦可藉他山之石窺見主政者的政治意志,對推動這項民主基礎工程的重要性。

以智利為例,軍方向來肆無忌憚地否認政治壓迫及綁架案的存在。皮諾契下台後的首任民選總統艾爾溫,在競選期間即著墨政治犯議題,矢志追求真相與正義,上台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得出的鐵證戳破軍方謊言。他在接受調查報告儀式上,所發表的全國演說與道歉,讓長年受到壓抑的家屬終於獲得公眾關注,政府也依此發給受害者補償金,並讓他們擁有住房、教育及醫療的優惠。

此後陸續成立的幾個委員會,逐步揭開皮氏恐怖統治全貌,讓皮諾契支持者啞口無言。也為受害者對抗軍方與保守勢力的記憶鬥爭,增添有力資源。大力推動相關工作的前總統巴切萊本身亦曾受軍政府迫害,她在大選中標榜人權優先,承諾興建國家人權博物館,藉著展示歷史真相,要還給受害者尊嚴,並教育後代勿重蹈覆轍。

即使如此,智利仍是一個擁有分裂歷史記憶的社會。許多皮諾契支持者至今堅信,是他挽救智利免受共產主義入侵。他們在二○○八年底,選擇國家人權博物館動土的同一週,成立皮諾契紀念館,展示他的戎裝、軍刀、勳章與收藏品。受邀揭幕的皮氏遺孀欣慰地說,智利人總算一點一滴的把正義還給她的丈夫。

擁有這樣的保守群眾,難怪外界會對去年上台出身右翼的皮涅拉頗有疑慮,擔心轉型正義工作戛然而止。儘管皮涅拉在選戰中,極力與皮諾契形象劃清界線,但他的支持者多來自右翼,任用皮氏官員也是不爭的事實。惟其上台後,仍讓巴切萊任命的委員會完成調查工作;數度拒絕特赦皮氏舊屬;司法追究人權侵害者的進度也未停止。至今已有超過八百名前軍警人員接受調查,七十一人獲罪入獄。針對幾起爭議不休的重大案件,例如前總統阿言德死因、詩人聶魯達死因等,也都在今年重啟調查。

歷史的創傷從未消失    總統候選人都未正視

反觀曾經歷長期戒嚴統治的台灣,轉型正義卻鮮少進入日常政治議程,解嚴後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鼓勵我們面對未來、放下過去;而讓政治受難者與家屬未癒的傷口,與之相伴的族群裂痕等深層問題,在拚經濟、爭國際排名的大旗下被束之高閣。馬英九與蔡英文在迄今可見的所有政見中,對追求歷史正義、還原歷史真相工作的無視,雖使人沮喪,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然而,如同研究者指出,當一個社會或群體能思考、感受他人的苦難,辨識出苦難的根源,意識到自己也負有某種道德責任時,才能擴大並強化社會連帶的範圍。反之而行的社會僅是拒絕承認他人的創傷、否認他人的苦難,讓他人獨自受苦︵郝柏村針對白色恐怖的謬論言猶在耳︶,也藉此分散自己的責任。

當總統候選人競相宣稱胸懷兩岸,或要在多邊架構下邁入世界舞台時,是否曾設想,台灣要在什麼樣的內部基礎上對外發展?台灣社會如何去記憶或遺忘這段黑暗歷史,既決定了我們處理戒嚴遺緒的手段,也影響著我們之所以成為、或無法成為一個政治與道德共同體的進程。

在討論德國社會為什麼不乾脆遺忘納粹歷史,反而持續不斷地談論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均特葛拉斯曾寫道:﹁德國人準備好了面對自己的歷史。他們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因為自身的歷史每一天都無法迴避地擋住他們的道路﹂。反過來問,面對社會內部從未消失的歷史創傷,台灣人除了迂迴繞道之外,有沒有其他選擇?



ECFA與王毅的廉價威脅

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洪財隆

出處:財訊379期

國台辦主任王毅日前訪美時強調,兩岸和平發展如果失去﹁認同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等基礎,後果將﹁難以想像﹂,包括ECFA︵兩岸經濟協議︶在內等協議都將難以為繼。

ECFA是山寨版FTA

王毅的露骨談話,一方面坐實了ECFA不純粹只是經貿事務的疑慮,讓ECFA裡裡外外、政治或經濟,怎麼看都更像是山寨版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另一方面也預示了未來中方可能藉由中斷部分交流,來對台實施﹁經濟制裁﹂,而且已從﹁我期待你做什麼﹂,直接轉為﹁我要你做什麼﹂,態度與語調更是日見赤裸。

對照馬政府至今仍標榜ECFA﹁只談經濟,不涉統獨﹂,似乎下定決心繼續扮嫩裝天真,有意無意都已讓ECFA成了北京限縮台灣選擇空間的工具,則再度凸顯兩岸關係確實是荒謬與奧妙並存。

中國對台的經濟戰略從來不隱瞞也早可想見,只是這次收網時機似乎稍微早了些,一般研判應該在二○一二年總統大選前夕才會圖窮匕見。因為到時候ECFA的﹁早收清單﹂或許可以開出更好看的出口實績。比如石斑魚多賣幾尾、鳳梨酥多賣幾盒、台中﹁賴老闆的工具機﹂多賣幾組,陸客團進或自由行更人聲鼎沸一些,或者預料即將簽署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一切辦妥,如此才更容易發揮綜效;﹁威脅﹂︵threat︶中斷交流以逼人﹁順從﹂︵compliance︶的策略,不僅可信,也較有成功機會。

事實上,嚴格定義的經濟制裁泛指全面性的貿易中止、特定物資禁運︵embargo︶、人員禁入︵travel bans︶,以及金融資產凍結︵freeze︶等手段,藉以改變他國政府的行為或政策,一般也被視為軍事衝突的替代方案。

除非兩岸出現政治狂人,否則會走到此一地步的機率應該不大,所以再仔細推敲王毅有關終止ECFA等協議,而非全面停止兩岸交流的威脅性談話,站在國共立場,其實都還算﹁合理﹂並且符合比例原則。畢竟這些協議得以順利簽署,的確都建立在國共雙方的﹁九二共識﹂之上,無論此一共識的內容有多模糊,基礎是否薄弱、甚至虛構。當然,國共的默契未必等同於台灣的利益。

重點在於事前的威脅,事後果真執行的可信度︵credibility︶有多高。以下理由讓我相信,即使一二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且新政府並不接受﹁九二共識﹂,中國所宣稱、搭配台灣部分媒體所刻意營造,兩岸交流旋將中斷的可能性並不高。

ECFA影響力度還不夠

有利於中國貫徹其對台意志的主要因素,在於兩岸經濟規模大小懸殊,加上中國經濟近來極具成長動能,導致台灣出口與投資很自然﹁不對稱依賴﹂於中國市場,亦即原則上相互依賴關係中,規模較小的一方會比較脆弱,因此容易受到要脅。以兩岸ECFA為例,一旦終止台灣必須負擔的﹁調整成本﹂也會較大。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至少就貿易的依存度而言,台灣總出口﹁依賴﹂中國市場在○九年所達到的四三%,應該已是最高峰,無形中也會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槓桿優勢。主要原因在於近二十年來持續堆高台灣出口到中國市場的電子相關產品,全球需求已出現頹勢,加上成本壓力迫使不少台商陸續往中國內陸或二線城市移動。而區域產業鏈的在地化,與廠區距離台灣更遠的結果,也必然會降低從台灣進口相關上游產品或中間零組件。

此外,前面提過ECFA是個山寨FTA,不僅沒有一般建立自由貿易區所必須的降稅時間表,也因此遲遲無法向WTO︵世界貿易組織︶做正式通報;即使是先行降稅的早收清單,充其量也只占兩岸七分之一的貿易,且分兩年三階段實施,利用率又不到兩成,透過簡單計算即可知,影響台灣貿易根本不到一%。

雖然更大幅度自由化的貨品與服務貿易等後續談判,目前正在進行,但由於涉及產業調整與利益重分配的工程相當浩大,一二年大選前完成幾可斷定已經不可能。換言之,無論是馬政府目前想﹁以小搏大﹂,過度吹噓ECFA的好處,或者中國想透過ECFA作為翻轉台灣民意的支點,截至目前力道都還不夠。

再者,既然兩岸都是WTO的成員,即使沒有ECFA也不是一切都退回到洪荒時代,頂多只是回復彼此都以﹁最惠國待遇﹂︵MFN︶的多邊架構原則與關稅水準來進行經貿往來,一如目前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的經貿關係。

總之,北京這三年多來對台灣確實用心很深,但大概也只能折算成一句威脅,意圖左右台灣民意是一回事,到時候如果台灣政黨再度輪替,中國會不會單方面終止包括ECFA在內等協議,導致﹁以經促統﹂的對台戰略因此出現巨大漏洞,顯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分區立委  女生男生配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陳昭如

出處:財訊378期

近日傳出台聯黨將徵召顧立雄列名不分區立委,親民黨將提名張曉風為不分區名單的第一名,李敖排在第二。各界熱烈討論,顧立雄是否會接受徵召擔任台聯不分區立委第一名?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是不是應該名列第一領軍作戰?或者他應該排名第三?

答案是,如果將宋楚瑜或顧立雄排名第一,恐將是一種﹁騙選票﹂的手法。二○○五年增訂的︽憲法︾增修條文明定,政黨的不分區立委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因此台聯或親民黨一定要取得兩席以上的席次,才能有男性的不分區立委,如果僅取得一席,則一定要是女性。

將宋楚瑜排名第三也有問題。如果親民黨的名單是張曉風排第一、李敖第二,那麼第三位當選者一定要是女性,才能符合︽憲法︾要求。這也是為何民進黨不分區名單採用﹁女∕男﹂相間方式排序。國民黨○八年以王金平領銜,採用﹁男∕女﹂相間的名單,也不太誠實。因為只要當選人數是單數,最後一名的男性一定要被跳過,而由後一名女性當選。

一女配一男

女性當選人數﹁最小化﹂

不過,不分區名單一定要一女一男配嗎?其實未必!︽憲法︾只規定當選的立委總數中有至少一半是女性,因此政黨的當選名單如果採用女女、男男、女女、男男,甚至女女女、男男男、女女女、男男男的排序方式也是合憲且誠實的。只是這樣一來,女性不分區立委就很可能超過男性二席以上。因此,採用一女一男配的理由很簡單:這是既合憲,又能﹁最小化﹂女性不分區立委人數的方案。

︽憲法︾保障女性參政的規定,長期以來面臨不少質疑,有些人認為這是違反民主的女性特權,也有些人認為女人已非弱者,保障名額不僅沒有必要,還會產生參政門檻低於女性參政實力、地板變成天花板的負面效應。回首制憲之時,在一七○二位制憲國代中,竟然僅有八十位女性,我們不難了解當時中國的女子參政運動為何極力倡議在︽憲法︾中明訂保障制度:﹁如果不採取一定的保障措施,即使女性取得和男性相同的參政權,男性仍將繼續主導壟斷政治。﹂

從台灣的歷史與現實來看,雖然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已經逐漸有所改善,但是女性議員的比例還是遠低於人口的性別比例。女性在參政上所面臨的諸般障礙與歧視,以及男性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種種優勢與特權,都使得保障女性參政的措施成為必要。

再進一步思考,為什麼要保障女性參政呢?如果民意代表要能夠代表特定群體的意見與利益︵實質代表︶,而民主的國會應該是不同意見與利益競逐的政治場域,那麼只要有人可以代表女性就好了,不一定要由女人來代表女人。日前蔡英文就曾經提出﹁代言說﹂來回應各界對於民進黨不分區名單欠缺弱勢與專業的質疑:不是弱勢代表才能代表弱勢利益,民進黨的政治專業代表可以為弱勢代言。依照這樣的論理,︽憲法︾無庸規定性別比例,因為男人也可以為女人發聲;︽憲法︾不須要保障原住民參政,漢人也可以代表原住民。

然而,在重視差異的民主政治中,重要的不只是﹁說了什麼﹂,﹁誰來說﹂也是重要的,具有弱勢身分的代表可以是一種象徵性的代表,即使無法實現弱勢利益,其參與本身就具有民主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實現﹁在場的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e︶﹂。

保障弱勢群體

﹁誰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再者,﹁說什麼﹂與﹁誰來說﹂也密切相關,因為優勢群體比較難認識到自己的特權處境,但弱勢群體則比較可能意識到壓迫的存在,就像卡奴比一般卡友更容易、也更可能了解卡債問題的不正義。更何況,優勢群體從來就不需要擔憂代表不足或欠缺代表的問題,他們的利益更是早已鑲嵌在既有結構之中。

當然,二分之一性別比例的規定並不是保障女性參政的唯一方案,現行︽憲法︾的規定方式的確容易造成僵化的操作。本屆民進黨不分區名單出現男性壟斷政治組、女性包辦社會組的現象,更引發社運女性特權、歧視社運男性的﹁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批評。然而,真正該追問的是,民進黨為何、如何在性別比例制的規定下繼續偏好男性政治人物與派系代表,畢竟這份名單中真正社運出身的女性僅占極少數。

擔任政黨的不分區立委當然也不是進入國會的唯一管道,女性與其他弱勢團體也可以參與區域立委的選舉。然而,在二○○五年國民兩黨共謀夾殺小黨的修憲之下,不僅採用了相當不利於弱勢與小黨參選的單一選區制以及五%的政黨票門檻,甚至訂定了極度嚴苛、必須通過二分之一公民複決的修憲程序,等於實質上凍結了︽憲法︾,也幾乎封鎖了弱勢獨立參政的管道。

這個打壓差異與弱勢的憲政秩序,還有改變的可能性嗎?顯然,聯手打造現狀的兩大黨不會是改革的推手,惟有公民社會展現力量,才能帶來改變。



艾未未、逃漏稅與台商

文/賴中強

出處:財訊377期

中國異議分子、藝術家艾未未四月三日遭到北京政府扣留,外界普遍認為與其參與維權行動有關。

二○○八年,四川地震中的校舍豆腐渣工程,引發各界質疑,艾未未發起公民調查志願者活動;○九年,進行公民調查的譚作人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艾未未在前往法院旁聽作證途中,遭公安毆打阻止;去年二月,艾未未與北京朝陽區的藝術家為抗議開發商非法強拆工作室及黑幫介入,公開在長安大街遊行,高舉﹁公民權利﹂、﹁嚴懲凶手,除黑打惡﹂標語;去年五月,為了追蹤楊佳襲警案的真相,艾未未錄製︽一個孤僻的人︾在網路播放,引起廣大回響;去年十一月,艾未未發起﹁河蟹宴﹂,以行動藝術,表達對上海政府強拆其工作室的不滿──這項集會經由網路動員,引起公安高度緊張,艾未未自己則遭軟禁未能出席。

不告你叛國,告你漏稅

無疑地,如果中國政府追訴艾未未以上行為,必然因侵犯人權而遭國際撻伐。然而,北京公安機關竟稱:艾未未是因逃漏稅遭監視居住,艾未未﹁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繳納巨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犯罪行為。

但是,這樣的說法完全不具說服力,國際人權組織及藝文界仍然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香港民間並曾發起聲援遊行。

在拘留八十一天後,六月二十二日才釋放艾未未,一般相信,此與溫家寶的歐洲行及德國政府的人權交涉有關。

隨後新華社發布新聞表示,鑑於艾未未認罪態度好、患有慢性疾病等原因,並多次主動表示願意積極補繳稅款,北京公安機關依法對艾未未取保候審。

媒體並報導,艾未未取保候審的條件包括:不能對媒體發言,不可公開講述被羈押期間的情況,未經核准不能離開北京。北京政府最終仍達到讓艾未未噤聲的目的。

顯然,中國政府已經學會用﹁逃漏稅﹂打擊、箝制異議人士,對北京政府而言,這有三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打擊、摧毀異議分子抗爭的道德正當性。

第二個好處,逃漏稅是經濟犯,而不是政治犯,對於國際社會的責難,中國政府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艾未未不是政治犯、不是良心犯,不存在侵犯人權問題。第三個好處,中國︽刑法︾關於逃漏稅的處罰要件寬鬆,包山包海,法院很容易定罪。

在台灣,單純的漏稅並非犯罪,依我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及最高法院一九八五年台上字第五四九七號判例意旨,必須有積極的詐術或類似的不正行為才構成犯罪;單純消極不作為、漏報,不構成刑事犯罪,充其量只是補稅罰錢了事。

然而,依據中國︽刑法︾第二○一條﹁危害稅收徵管罪﹂的規定,﹁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即構成犯罪,最高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簡單講,依中國︽刑法︾,漏報部分所得,就是犯罪。

據報導,中國公安是將維權律師高智晟,先前曾遭電擊棒打擊下體、用竹籤插生殖器等酷刑的錄影帶,播給艾未未看,加以威脅,艾未未歷經折磨與恐懼,被迫承認逃漏稅。而北京稅務當局則是在艾未未被釋放後的第五天,才送達一千二百萬元人民幣的補稅與罰款通知。

中資參股   國人徵信資料全都露

這樣的兩岸法治差異對國人有何影響?

台灣有數十萬台商及上百萬台幹往來兩地工作,依據中國稅法規定,只要該年度在中國居住達九十天以上的台灣人,必須就其在中國工作期間,從中國以及台灣所取得的﹁薪資總額﹂申報個人所得稅,居住達五年以上者,必須就其全球所得報稅,否則,就是逃漏稅。實際上,許多台商、台幹並未向中國政府申報任職期間之在台薪資。

過去,中國政府不易取得台商、台幹在台灣的所得資料,然而,未來中資銀行在台設立分行,或參股本地銀行擔任董事,就可能經由聯徵中心或銀行授信檔案取得客戶的財務報表,而經由兩岸關係企業財務報表的差異及關聯比對,就可能成為中國稅局追台灣人逃漏稅的跡證。在中國銀行均為公營銀行且普遍存在黨組織的情況下,誰敢保證這些資料絕對不會從中資分行、中資董事流入中國稅務及公安部門?而政府迄今仍無法提出有效因應對策。

台灣即將舉行大選,馬英九總統倡言﹁人權是兩岸距離的指標﹂,蔡英文也說﹁兩岸協議應納入人權條款﹂;但是對老百姓而言,除了標舉口號外,朝野領袖應先回答:在開放中資銀行登台及參股前,我們的聯徵中心資料及銀行授信資料檔案安全控管機制真的可靠嗎?如何確保聯徵中心,不會讓國人成為中國︽刑法︾下的艾未未第二、發課公司第二?

���..f.�.�.P.�.�A�.�藏人∕圖博人︵Tibetans︶、維吾爾人︵Uighurs︶、蒙古人︵Mongols︶為﹁Chinese﹂;台灣的原住民,也不是﹁Chinese﹂。也就是說,﹁Chinese﹂這個詞若用來指民族,就是﹁漢人﹂的意思。

莫那魯道從來不是﹁中華民族﹂

以此,當前甚囂塵上的詞語﹁Chinese Taipei﹂,基本上就只有兩個意思,其一﹁中國的台北﹂,其二﹁漢人的台北﹂。如果你不認為現在的台北是﹁中國︵那個國家︶的﹂,那麼就只能取民族義的﹁漢人的台北﹂,這裡的台北雖可擴大包括新北市,但可不包括三鶯部落。難怪外國人被弄得昏頭轉向。

莫那魯道生在馬赫坡社︵今屬南投縣仁愛鄉︶,他誕生時,清朝還沒真正統治泰雅族,遑論更遠僻的賽德克族。日本是賽德克部落遇到的第一個近代國家。一九○二年梁啟超新鑄﹁中華民族﹂一詞時,台灣歸日本統治;孫文重新定義﹁中華民族﹂,擴大為包含五族時,台灣仍然在日本統治之下,而且五族也沒包括南島語族。

一九三○年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六社族人起而反抗日本人時,他腦海裡肯定沒有﹁中國﹂、﹁中華﹂等概念,那麼他的抗日到底彰顯了中華民族精神呢?還是彰顯了賽德克族作為﹁真正的人﹂︵Seediq bale︶的精神?那是一場部落為捍衛Gaya︵傳統律法︶誓死抵抗入侵帝國的戰爭?還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環?

以上講的其實是歷史學領域的通識,但如果你和我大約屬於同個世代︵現齡五十至六十歲︶,那麼我們在受教過程中吸收的﹁常識﹂,會讓你覺得以上的講法很難接受,包括本業是歷史的。

黃帝、炎帝   到底是誰?

我記得我讀小學時,教室後面的高牆上掛著一幅長捲橫式掛圖,畫著歷代重要人物,起頭是﹁黃帝﹂,最後是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彩圖極端匱乏的年代,每天看、每天看,印象深刻極了。後來我和我的先生提及此事,他治中國史,總要笑說我們還知道﹁黃帝﹂長得怎樣呢!

黃帝應是某氏族的人格化傳說︵不是一個人︶,這個氏族起源於中國陝西一帶,後來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他∕他們﹂所屬的華夏集團和東夷、苗蠻集團混同了,黃帝也就成為這些糅雜在一起的人群的共祖。在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論述成形之際,﹁他﹂遂成為這個觀念叢非常重要的構成。

﹁炎黃子孫﹂的﹁炎帝﹂一般人比較不熟悉︵我就沒看過他的畫像︶,若遇到好談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人士,讀者諸君無妨請教他:﹁誰是炎帝?黃、炎關係為何?﹂

無論﹁中華民族﹂或﹁炎黃子孫﹂,在台灣,都是一九四五年的舶來品,嫁接到台灣社會,透過黨國教育成為我們腦海中﹁想當然耳﹂的真理。聰慧的武則天就曾質疑:怎麼大家都是黃帝的後代,難不成黃帝之時沒有百姓?

莫那魯道生死於一九四五年前,他和族人在踐行Gaya之後,跨過彩虹橋,抵達祖靈之地時,肯定面見不到黃帝和炎帝。迎接他們的是,美麗的草原、鹿群,以及Utux



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莫那魯道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

出處:財訊376期

﹁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是這幾年經常出現在某類主流媒體的關鍵詞,﹁莫那魯道﹂則是今年夏天未演先轟動的一部電影︽賽德克.巴萊︾的主人翁。這三個詞有何關係?

當然有,但實際上也可以說沒有。讓我們來釐清其間的虛實。

為什麼說有呢?一九七三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撰寫的︿抗日烈士莫那魯道傳略﹀這麼說:

我政府為畛念莫那魯道烈士,轟轟烈烈抗日之精神以及堅貞不屈民族之志節,……恭迎靈骨,禮葬於其故鄉,使忠魂英魄,有所憑依。亦足以彰我中華民族之精神……。

這裡寫著:莫那魯道的抗日事蹟﹁足以彰我中華民族之精神﹂,而且一直到一九九○年還被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出版的︽碧血英風:霧社抗日事件六十周年紀念︾所轉錄呢!其命維新。

梁啟超一九○二年的創造物

為什麼說沒有呢?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約在距今六千年前,從華南一帶遷移到台灣;兩千多年後,以黃河中游為祖源地的華夏族群,才逐漸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間空間兩不相干。至於和﹁華夏﹂似同而異的﹁中華民族﹂這個詞語,則更是晚起。

﹁中華民族﹂是一九○二年,由鼎鼎大名的思想家兼政治家梁啟超所鑄造的新語詞。讀者讀到這裡,可能要感到不可思議──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很自然地﹂相信中華民族自古就存在,怎麼可能是新創的呢?實際上就是如此。

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流亡日本,他發現自己的國家只有朝代名︵如漢、唐、宋、明︶,沒有貫通不同時代的正式國名,於是主張採用約定俗成的詞語,稱她為﹁中國﹂或﹁中華﹂。那麼,構成這個國家的人群又如何稱呼呢?

日本人將英文﹁nation﹂譯為﹁民族﹂,梁啟超於是拿來和﹁中國﹂湊合在一起,在一九○一年鑄造出﹁中國民族﹂一詞,內容指漢族。一九○二年梁啟超以﹁中華﹂替代中國,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也還是指漢族。如所周知,孫文早年提倡革命,呼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要推翻滿清王朝,恢復漢族的國家。

繼承清帝國的「新帝國」

但是,清朝是帝國。所謂帝國,通常具有兩大要素,其一,統治集團︵或族群︶支配異民族;其次,統治領域廣大。推翻滿清之後,漢族要不要這個廣域?要不要繼續支配其他異民族?顯然要。所以後來孫文重新定義﹁中華民族﹂,變成包括﹁漢、滿、蒙、回、藏﹂五族。講白一點,就是要解決﹁民國﹂如何繼承﹁帝國﹂領土及其轄下各異民族的問題。

這樣講可能還不夠明白,讓我們換個角度想。假設明朝沒被滿人征服,那麼中國從王朝轉變為﹁民國﹂,就是從漢人王朝直接跳接到民國。若是這樣,會有何不同?

首先,今天﹁新中國﹂的領土大概就和明朝差不多,也就是漢人傳統居住的區域加上西南非漢民族的地區︵不包括台灣︶。這樣的領土比清朝小很多,約小三分之二!

清朝多出來的版圖,除了滿人的原居地,其他是清政權在十七、十八世紀征服的非漢地區,透過理藩院統轄,絕不許漢人參與。︵當時那種統轄很鬆散,和近代集權國家無孔不入的統制天差地別。︶其次,上述這些非漢地區的民族︵藏族、蒙古、東土耳其諸民族︶,除了少數例外,本來就不曾為中國漢人王朝所統治,當然就不會被包括在﹁新中國﹂的版圖內。

圖博︵西藏︶、東土耳其︵新疆︶諸民族擁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語言,如果中華民國︵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明朝版圖,那麼就不會有今天西藏、新疆等問題,半世紀以上還解決不了。

今天中國的問題出在,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及本世紀初,仍想以武力維持滿清帝國的領域,並支配原帝國架構下的異民族。就此而言,中國的統治是繼承滿清王朝的現代版帝國。亞洲大陸的真正和平,可能要等到民國或共和國放棄帝國,或是帝國被迫成為道地的民國吧。

真的有﹁中華民族﹂嗎?

今天台、中當權者的﹁中華民族﹂都採用孫文後來的﹁再定義﹂,也就是包括舊清帝國轄下的諸非漢民族。但真有這樣一個﹁中華民族﹂嗎?如果用英文來理解,就會發現癥結所在。

﹁中華﹂的英文翻譯是﹁Chinese﹂︵似無別的譯法︶,它可以作為﹁中國﹂那個國家的形容詞,凡在中國管轄範圍內的事物都可冠以﹁Chinese﹂,例如﹁中國的鐵路系統﹂、﹁中國的藝術家艾未未﹂;但若用來指稱特定人群時,就卡住了,沒有人能稱西藏人∕圖博人︵Tibetans︶、維吾爾人︵Uighurs︶、蒙古人︵Mongols︶為﹁Chinese﹂;台灣的原住民,也不是﹁Chinese﹂。也就是說,﹁Chinese﹂這個詞若用來指民族,就是﹁漢人﹂的意思。

莫那魯道從來不是﹁中華民族﹂

以此,當前甚囂塵上的詞語﹁Chinese Taipei﹂,基本上就只有兩個意思,其一﹁中國的台北﹂,其二﹁漢人的台北﹂。如果你不認為現在的台北是﹁中國︵那個國家︶的﹂,那麼就只能取民族義的﹁漢人的台北﹂,這裡的台北雖可擴大包括新北市,但可不包括三鶯部落。難怪外國人被弄得昏頭轉向。

莫那魯道生在馬赫坡社︵今屬南投縣仁愛鄉︶,他誕生時,清朝還沒真正統治泰雅族,遑論更遠僻的賽德克族。日本是賽德克部落遇到的第一個近代國家。一九○二年梁啟超新鑄﹁中華民族﹂一詞時,台灣歸日本統治;孫文重新定義﹁中華民族﹂,擴大為包含五族時,台灣仍然在日本統治之下,而且五族也沒包括南島語族。

一九三○年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六社族人起而反抗日本人時,他腦海裡肯定沒有﹁中國﹂、﹁中華﹂等概念,那麼他的抗日到底彰顯了中華民族精神呢?還是彰顯了賽德克族作為﹁真正的人﹂︵Seediq bale︶的精神?那是一場部落為捍衛Gaya︵傳統律法︶誓死抵抗入侵帝國的戰爭?還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環?

以上講的其實是歷史學領域的通識,但如果你和我大約屬於同個世代︵現齡五十至六十歲︶,那麼我們在受教過程中吸收的﹁常識﹂,會讓你覺得以上的講法很難接受,包括本業是歷史的。

黃帝、炎帝   到底是誰?

我記得我讀小學時,教室後面的高牆上掛著一幅長捲橫式掛圖,畫著歷代重要人物,起頭是﹁黃帝﹂,最後是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彩圖極端匱乏的年代,每天看、每天看,印象深刻極了。後來我和我的先生提及此事,他治中國史,總要笑說我們還知道﹁黃帝﹂長得怎樣呢!

黃帝應是某氏族的人格化傳說︵不是一個人︶,這個氏族起源於中國陝西一帶,後來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他∕他們﹂所屬的華夏集團和東夷、苗蠻集團混同了,黃帝也就成為這些糅雜在一起的人群的共祖。在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論述成形之際,﹁他﹂遂成為這個觀念叢非常重要的構成。

﹁炎黃子孫﹂的﹁炎帝﹂一般人比較不熟悉︵我就沒看過他的畫像︶,若遇到好談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人士,讀者諸君無妨請教他:﹁誰是炎帝?黃、炎關係為何?﹂

無論﹁中華民族﹂或﹁炎黃子孫﹂,在台灣,都是一九四五年的舶來品,嫁接到台灣社會,透過黨國教育成為我們腦海中﹁想當然耳﹂的真理。聰慧的武則天就曾質疑:怎麼大家都是黃帝的後代,難不成黃帝之時沒有百姓?

莫那魯道生死於一九四五年前,他和族人在踐行Gaya之後,跨過彩虹橋,抵達祖靈之地時,肯定面見不到黃帝和炎帝。迎接他們的是,美麗的草原、鹿群,以及Utux



台灣到底有多「好」?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茂桂 

 出處:財訊375期

最近參加一次有趣的座談,座談的主題在討論台灣所經歷的﹁黨國體制轉型﹂經驗,或者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反省其對於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所面臨的危機,是否能有一些參考意義,畢竟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組織結構與運作上,曾同出﹁列寧式﹂政黨一系。參與者來自兩岸,各有不同的關懷與切入點,一時間因為兩岸現實條件不同,而陷入了各說各話、對焦困難的局面。

但其中有一個涉及到大陸學者提出的如何評鑑﹁民主﹂的議題,確實很值得進一步探究。簡化一點說,有幾位對台灣的﹁黨國體制﹂轉型的經驗,國民黨從一黨獨大、威權專制,最終轉化為一個競爭型的﹁人民團體﹂,給予甚佳的評價,且舉例說明台灣的政治抗爭、社會運動等,終能都走向用和平理性方式解決衝突,也十分肯定,這在大陸絕對不可能發生︵以現在條件︶。相反地,台灣的學者,對於台灣民主化經驗,尤其是指在﹁後﹂威權時代,缺乏章法的修憲過程,尤其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負面問題,民眾對民主信心退步、金權腐敗,給予十分負面的評價,就如同在台灣常見的政治批判評論。

台灣民主經驗意義被低估?

從大陸學者眼光來看台灣學者的研究,果然資料豐富,論證嚴謹,但未免太局限,眼光不夠,低估台灣民主經驗的意義,他們一些人也質疑台灣學者對於中國黨國體制所陷入的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不夠認識,反而太強調一黨專政的穩定性與反應能力,為何如此樂觀?

我個人覺得大部分的台灣學者都習慣地用﹁放大鏡﹂來檢視自己的政治發展經驗,我們反省問題比較﹁透徹﹂、﹁深入﹂,但是對如何總結自己的民主發展經驗,確實努力還不夠。另外,因為我們不只是﹁學者﹂,同時還是﹁納稅人﹂,日常生活常身陷各種政黨鬥爭後果,甚至可能直接綁在權力利益網絡之內,因此對於台灣各政黨的莽撞作為,常有切膚之痛,採取更具有監督或批判意義的立場,正當且應該。︵但我這只能解釋一半,因為﹁我們是納稅人﹂的說法,並無法解釋為何那些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給予正面評價,並對其嚴重社會對立與矛盾,又過於疏忽的問題。︶

巧,最近媒體報導一位來台灣三十多次,曾經騎車環島的中國商人對台灣﹁文明﹂綜合觀察。他對台灣各方面發展的比喻,是如同﹁中年婦人﹂般成熟、有智慧、有文明氣質;他還有一句順口溜:台灣是﹁黨無寧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流露出嚮往之情。任何跨國商人如果想要來台灣投資經營,若要長久經營,一定算計過體系的風險,﹁法治﹂的可預期性。又如果是中國生意人,那他的參考點,應該也多少反映了過去在中國與官方打交道的體驗,具有實際觀察的比較意義。

社會不正義 衝擊民主前景!

差不多同時,一個由跨校學者組成的公民團體﹁台灣民主平台﹂,透過廣泛參與及評選,第二度揭露了台灣民主的問題診斷。在這診斷過程中,他們揭露了過去一年台灣所發生的十大重大事件的排序。第一大類涉及到和﹁廣義﹂的環境正義衝突有關的事件;第二大類涉及到司法、人權的議題;第三類包括了人民參政、公民社會的制度問題。

民主平台召集人顏厥安教授說,貫穿的核心問題是﹁社會不正義﹂,而民主化走到今天,各政黨,特別是各朝執政者,並未能真正面對﹁正義﹂或﹁不正義﹂的大挑戰。當時有媒體轉述報導:﹁台灣民主前景堪憂!﹂

那麼台灣到底有多﹁好﹂?相對於什麼?和誰比?用什麼標準?關於這規範性評價的問題,說實話,我們客觀的學術成果很少。但是沒有研究,並不能阻止社會的﹁自我改造﹂、﹁反思行動﹂的企圖,特別是環繞在有關﹁正義﹂的公共討論,以及公民組織對於﹁正義﹂理想的追求所帶出來的抗爭。我們有人把這種反思、自我改造的制度安排與可能,稱之為﹁公共領域﹂,一種對話協商、思辨與追求﹁共善﹂的溝通與行動的體系,而也有人稱其中的行動聯盟為﹁公民社會﹂。

對政黨的監督,對政府的督促,對政黨權力壟斷、金權的防範,對公共利益與﹁少數﹂人權的維護,一方面有賴於﹁公共領域﹂的制度化保護,一方面也有賴公民的積極﹁介入與干預﹂行動。而言論與結社自由受憲法保護,公共電視不能被政黨化、市場化,司法改革必須獨立於政黨利益持續進行,人權與環境生態不能被特殊利益吞食,凡此都是公民社會所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回應這些挑戰,不但是為了永續台灣的最高目的,同時也是台灣在崛起中國邊緣,可以繼續發光、發熱的理由之一。



六四陰影長又長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徐斯儉

出處:財訊374期

二○一二年是一個政治年,不僅台灣和美國要選總統,另一齣好戲是中國的最高權力要進行交替,也就是要召開中共十八大,以胡錦濤為首的此屆中共領導高層,將要把權力轉移給下一個政治世代。

威權政體的權力交接前夕,往往都伴隨著不同程度的權力鬥爭,因為他們的權力產生與交替,並沒有清楚的規則,充滿了制度以外的政治聯盟、角力、鬥爭、協商、妥協。許多威權政體的崩潰或轉型,往往因為統治精英內部存在著分歧,因此將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以及社會內部的矛盾,都捲進了這個權力鬥爭的政治過程。

但是,威權政體的權力交替未必一定導致民主化,當精英內部矛盾不大時,往往在權力交替之前進行更嚴厲的鎮壓,以確保其權力交替順利完成。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看來,其實那背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是保守派處心積慮要把以趙紫陽為主的改革派搞掉。現在的中共,高層有沒有不同意見呢?明年的十八大,會給中國的政治帶來什麼變數嗎?

研究中共的學者們近年來逐漸取得共識,那就是中共的權力交替已經比過去更為制度化,哪些人可能進入中央委員、政治局、或有資格成為政治局常委,都有一些客觀的條件可資觀察判斷,包括年齡界線、職位歷練等。但畢竟這些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

中國不安氣氛 類似當年六四

最近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一個是中共高層出現關於政治改革不同的調子,另一個是中國經濟在○八年為因應全球金融風暴,刺激景氣而大量釋放貨幣,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拉大,社會的不穩定情緒也在升高,社會對於各級官員的貪腐怨恨也在累積。這些現象的並存,讓人想起八九年六四前的類似氛圍。

首先,最近,溫家寶在國內外各種場合的發言,不斷提出需要進行政治改革的呼籲。他說的往往是有針對性的。以溫家寶今年在中共人民代表大會結束後的記者會發言為例,他說:﹁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要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作為一個中共政府的領導人,直接向媒體說人民有怨氣,的確少見。

相對而言,以保守著稱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其言論與溫家寶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吳邦國在人大報告中提出了﹁七確立、五不搞﹂,他的﹁五不搞﹂中,除了中共反覆念誦的幾句話,如:﹁不搞多黨制,不搞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以外,他還說了﹁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說不搞聯邦制有點少見,但還算合乎中共的傳統思路。最奇怪的是說﹁不搞私有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雖不能說是認真搞﹁私有化﹂,但非公有經濟已經是經濟主體力量,這個時候說不搞私有化,不啻是意識形態的大倒退。這不是說給西方聽的,是說給中國國內改革派聽的。


六四揭露問題 至今仍存在

近年來面臨社會一波波抗爭維權,最近又受到茉莉花革命的影響,中共顯得格外緊張,大肆抓捕異議分子、維權律師以及活躍分子。艾未未被抓是一個鮮明的標誌性事件,中共在違反自己國家法律的情況下,長期扣押了艾未未,但至今說不出一個清楚的理由。這說明中共高層對於社會不穩定,懷抱著巨大恐懼與擔心。

但就在這樣的氣氛下,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卻登出了一則奇怪的評論文章,標題為﹁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文章的內容竟然批評:﹁一些人在討論中容不下異見……,動輒給對方扣上嚇人的帽子……,一些人對待批評建言,非但不虛心聽取,反而搞起了﹃誹謗定罪﹄,甚至以權力意志壓制不同聲音。﹂然而,最近薄熙來將與他作對的律師李庄,在其即將刑滿之際,竟又以﹁偽證罪﹂再將之判罪入獄。︽人民日報︾的評論,像不像在說此事?中共一手大肆抓人,另一手卻說要包容﹁異質思維﹂,如果這還不叫奇怪,那才叫奇怪!

當然,明年十八大也許就這麼平平穩穩地開完,習近平等人也許表面上也就平平穩穩地接班,恐怕這仍是最有可能出現的場景。但是,巨大的通膨壓力是客觀存在的,人民的財富被稀釋,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這怨恨也不會消失。六四已經過了二十二個年頭,中共絲毫無意平反;但是六四所暴露出中共體制的問題,卻仍然存在。看來,六四的陰影長又長,恐怕也不會這麼快消失吧!



馬政府執政三年  10大民主事件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翠蓮

出處:財訊373期

就在九十年前,宜蘭出身的醫師蔣渭水寫了︽臨床講義︾,指出台灣社會的病徵是﹁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慮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對於飽受外來政權洗腦、摧殘的痴愚台灣人,蔣渭水提出了文化療法,立意啟發人民的自覺與自主意識。

好不容易脫離了日本殖民、結束兩蔣獨裁之後,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終於開啟台灣的民主化歷程。迄今正好二十年的民主化發展,台灣社會體質可曾改善?民主政治是否生根?

守護民主平台在今年五月透過學者專家投票,選出馬政府執政三周年十大民主事件︵見表︶。這些在台灣社會引發高度關注的事件,正好讓我們思考:我們的民主政治是否健全、鞏固?

權力當局 危害民主體制

民主政治可從三個層面衡量。一是體制層面,亦即建立彰顯主權在民特徵的制度與遊戲規則,包括定期民選的國會與總統、公平的政黨競爭規範、權力分立與監督制衡等。二是實踐層面,意指包括握有權力的政府與作為主人的社會大眾,都能夠遵守體制與遊戲規則,多元意見自由表達、人權充分保障、民主機制健全運作等。三是文化層面,意指自由、民主、人權、多元、尊重、寬容等種種與民主政治緊密相關的價值,能夠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馬政府執政三年十大民主事件中,有幾件事直接質疑了我國民主體制的合理性:李明璁與林佳範因︽集會遊行法︾被起訴,但現行︽集遊法︾引起侵害人民表現自由、違反︽憲法︾對人民權利之保障的諸多批評。因此,法官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釋憲,是令人欣喜的發展。其次,馬政府與中國簽訂ECFA及多項協議引起極大爭議,並有繞過立法監督的嫌疑;台聯多次連署提案公民投票,卻被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駁回。如此攸關重大的政策,事先未經充分討論、凝聚共識,事後又迴避民意監督,造成社會不安。此二事件顯示我國仍有部分民主制度設計未臻周全,亟待補強。

在民主實踐層面上,則可以看到權力當局一再逾越界線,公民社會則頑強抵抗。民主社會中,公正、獨立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重要機制;雖說權力當局意圖控制媒體從未間斷,卻是於今尤烈。公共電視第四屆董事會出現兩派人馬對峙,馬政府竟修改︽公共電視法︾增加董事名額,造成程序爭議,董事會運作癱瘓,政治力介入到吃相難看的地步。政治性置入行銷的問題始自民進黨政府,但馬政府時期情況更加惡化,︽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為此發表聲明離職,傳播學者連署聲援。國光石化、大埔農地強制徵收、中科三、四期興建工程,都是政府片面、甚至粗暴的決策,引起民間強大的反彈聲浪。尤其,國光石化案中白海豚還沒轉彎,馬英九總統就宣布中止彰化設廠,先轉了大彎,可說是公民行動的短暫勝利。法院因性侵判決脫離社會常識,引發﹁恐龍法官﹂的譏評,掀起中產階級為主的白玫瑰運動,甚至衝擊了馬總統的大法官提名。以上數項公民運動,加上兩大媒體事件,十大民主事件中超過半數是政府的濫用權力、司法無能或操弄體制,執政當局竟成了台灣民主體制最大的危害者。

公民力量 涵養民主文化

十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對相關民主價值的思考與辯論。包括國光石化、大埔農地強制徵收、中科三、四期工程案,及日本核災所引發反核運動再起,都是環境問題,說明台灣社會不再只重視物質滿足與經濟發展。另外,江國慶案引發廢除死刑與否的正反兩面意見,顯示生命權的問題受到重視;白玫瑰運動要求通過揭露性犯罪者的﹁台灣梅根法案﹂,也引起有關報復主義、性犯罪者人權保障的爭論。自由與人權保障、尊嚴與永續生存、多元意見及對話與說服,不同主張間的尊重與寬容……,這些有助民主政治生根發展的信念與價值,及其所形成的強韌文化,正在台灣社會蓬勃地開展。

儘管挑戰仍多,但蔣渭水當年所批評﹁物欲旺盛﹂、﹁只爭眼前小利﹂的台灣人,正努力建立當家做主的民主體制,形成日漸強大的公民社會,更一步步涵養民主文化。



三次土改

執業律師、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王照宇

出處:財訊372期

近來有許多與房地產相關的政策,如台北市政府的﹁台北好好看﹂政策,或是台北市政府於市長選前公布的﹁一坪換一坪﹂老舊公寓都更政策︵日前媒體報導僅有六件通過︶,均成為討論焦點。

前述政策涉及的主要爭議,多與容積獎勵有關,如眾所周知,容積率係決定都市土地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確實有許多房屋因諸多因素,須政策之支持方能以適當之方式進行更新。但原本欲改善居住品質的都更措施,對許多人而言,卻是讓﹁外人﹂的建商或財團介入不動產炒作的政策推手。

為何容積率的相關獎勵措施,會成為建商或財團炒作的工具,專家學者已有許多論述;而其中除了一些技術性的原因之外,或許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灣的房地產有許多誘因,更﹁適宜﹂成為炒作的標的。如果房地產不易炒作,建商或財團介入都更的誘因應可大幅減少。

房價過高的三大因素

而針對炒作問題,或許因大選將近,掌握行政及立法部門的馬政府,近來就不動產交易相關的法令制度,有了一些有別於以往的作法,如奢侈稅的訂定、不動產交易實價登記,以及預售屋交易所得以實價課徵所得稅等等。

牽動到財產利益的政策,總會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在民主國家,如主要政黨就前述不動產政策有一定共識時,應是有相當數量的選民,認為至少大台北地區的不動產價格太高。而﹁太高﹂應是源自於上漲並非反映多數居住需求的增加、供給的減少或多數居民的收入增長。一般討論中﹁太高﹂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資金行情、交易資訊不對等以及稅制缺漏。

首先就資金的部分,已有論者指出,央行的匯率政策是資產泡沫的元凶之一。但如果考慮到外國政府的貨幣政策,我國匯率政策於資產炒作所占的地位是否如此重要,似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而就資訊不對等的部分,如可達到如同多數先進國家所採取的全部資訊登錄並自由查詢的作法,應可緩解此一問題。

除此二項因素外,台灣的稅制應是讓不動產成為﹁優質﹂炒作標的的主因。首先,暫不論稅制因素,單純就不動產本身,如同行政院政務委員朱敬一曾指出,台灣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大多數的商品價格均取決於國際市場,故較容易進行炒作的標的,是在台灣本地交易、卻與國際市場較為絕緣的商品,而不動產即是最好的標的。

而就稅制設計,最為人所﹁熟知﹂者,當屬不動產相關稅負的計算,係以﹁公告地價﹂、﹁公告現值﹂或﹁評定現值﹂為基礎,但此等基礎通常與市價差距甚大。依媒體報導,市價逾二億元的豪宅,房屋評定現值僅六百萬元,於扣除土地價值後仍有巨額之落差。此等落差自是充分的誘因,使資金投入房地產而非其他標的。

土地改革應先於金融改革

此外,遺贈稅中關於遺產或贈與課稅基礎的計算,對不動產亦採取公告現值及評定現值的方式計算,相較於市價相同的資產以現金或不動產之方式加以處理,課稅額卻有天壤之別。

再加上馬政府上任後,立法院即將遺贈稅率調降至一%︵民進黨謝蘇配於八年競選時亦主張調降遺產稅至一%以下︶;雖稱可促進所謂﹁資金回流﹂,但觀察回流的﹁效果﹂,一般多認為集中在房地產市場。亦即此等資金之投資策略恐怕與國際熱錢類似,只不過國際熱錢以股匯市為主,而所謂台資回流則以房地產為主。

所以,如果國內市場房地產未來收益或信心不足,此等回流資金恐怕就如同其他熱錢,亦將撤出房地產甚或撤出國內市場。日前媒體報導某集團第三代擬出售北市信義區別墅,如果屬實,或可預見調降遺贈稅﹁促成資金回流﹂未來可能的﹁效果﹂如何。

亦即,如不就課稅之估價基礎有所變革,法制上就是鼓勵資金優先以不動產作為炒作的標的,而首先受害的,就是眾多以﹁薪資所得﹂﹁實價課稅﹂的受薪、勞動階級。在實際政策上,應可嚴肅考慮以實價作為不動產相關課稅基礎,但對於自用住宅,仍以目前之課稅基礎計算稅負。

以上所述,多屬老生常談,大約二十年前的一九九二年,時任財政部長、現任監察院長王建煊,主張增值稅應依實價課徵,引發時稱﹁二次土改﹂的重大爭議。時至今日,王先生已成監察院長,而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也正面臨總統連任的考驗。不久前行政院才為了是否有﹁三次金改﹂問題頻頻說明,但大選在即,如何說服多數民眾,所屬政黨有能力解決財政、所得分配、以及長期國家發展的問題,﹁三次土改﹂恐怕是主要政黨更需要考量的問題。



給個讓人服氣的說法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劉靜怡

 出處:財訊第371期

對於任何正常的民主法治國家來說,職司憲法最終解釋任務的﹁大法官﹂之提名與審查︵同意權行使︶過程,都是大事一樁。

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大法官的動向攸關該國憲政價值,和人權保障的走向,同時反映出當時大法官提名者︵通常是總統或行政權首長︶和審查者︵通常是立法者︶的意識形態認同。

所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憲政、司法和人權認知受到放大鏡般的檢視,提名和審查過程,充滿關於憲政與人權價值的辯論,甚至出現從開放到保守等不同光譜的意識形態陣營互相激烈對峙拉扯的狀況,或者被提名人因此無法通過國會的審查而就任大法官一職,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最近數十年來,美國幾次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同意權行使過程的高潮迭起,便是知名的典型實例。

一場國家憲政總檢驗

相形之下,我國大法官的提名審查過程,多半只能說是照本宣科、毫無憲法和人權實質意義。至於最近馬總統提出大法官人選時鬧出的反覆和波折,令人擔心的是這場鬧劇對於基礎本非堅固的台灣民主,帶來極端不利的衝擊。

在憲法上握有提名大權、本該扮演維繫憲政價值和人權理念發動者角色的馬總統,雖然擁有傲人的法學經歷,本身卻成了紊亂憲政體制的根源。更令人恐懼的是,在漫天說謊疑雲下,這場動亂,不是起於無心或無知,而是很可能肇因於總統對司法、憲政與人權這些民主法治國家的﹁基礎建設﹂應該如何建構和維護一事,其實根本是抱著漫不經心的公關態度來經營。

試想:如果總統真的在乎大法官在憲政和司法層面的重大意義,那麼,豈有任意委諸憲政地位不清、無力承擔政治責任的大法官﹁審薦小組﹂,卻不在提名前便親自透過實質資料去深入了解每位被提名人的憲政、司法和人權理念之理?豈有﹁看報﹂後才知道被提名人曾經做出哪些爭議判決之理?既然去年馬總統才親自回應抗議所謂﹁恐龍法官﹂的社會運動,那麼,若非如今嚴重失憶,便是當初的回應只是一場政治公關秀,對於司法改革毫無真心誠意可言。

司法改革成政治公關秀

我們應該擔心的,不只是大法官審薦小組,這個由所謂﹁法界大老﹂組成和運作的﹁憲政慣例﹂粗糙操作後,活生生展露的負面意涵;也不止於馬總統幾乎無能針對每一位特定被提名人的﹁被提名理由﹂,公開向人民提出﹁實質說明﹂,有將大法官此一極為重要的憲政職務﹁名器化﹂之嫌;更不止於將荒腔走板的提名包裝在刻板的性別比例下,展現出可笑的﹁退步性別概念﹂而已。

同樣令人擔心的,是總統作為一個﹁憲政機關﹂,到底如何看待憲法上其他憲政機關的問題。當總統可以堂而皇之地將同為憲政機關的﹁司法權﹂首長||即司法院長,找來一起召開所謂的﹁道歉記者會﹂時,司法院長似乎瞬間被總統﹁下屬化﹂;馬總統此舉,等於是﹁巧妙﹂地將總統這個職位轉化成某種﹁太上機關﹂,把其他憲法機關當成﹁屬下﹂來看待。若非難以饒恕的惡意,便是總統和司法院長都極端欠缺憲政認知,除此之外,哪還有其他理由可言?

究其實際,被提名人曾經做出爭議判決,此次被認為該是檢視被提名人實質上是否適任大法官一職的參考指標之一,正好呼應了﹁民間監督司法院大法官人選聯盟﹂︵已對此次被提名人選拒絕評鑑︶長年以來的呼籲,也就是大法官被提名人應該巨細靡遺地揭露相關資訊。而總統和立法院也都不該刻意選擇性地過濾被提名人資訊,有其基本道理可言。

馬總統在爭議中向立法院送出咨文,似乎已經展現出不願改弦易轍,而是決定模糊焦點到底的決心。然而,相對地,長年以來﹁幾乎未曾認真對大法官被提名人做實質審查﹂的立法院,若是願意脫離﹁護航﹂和﹁對抗﹂兩種極端心態,並且從怠忽憲政職守的長期沉睡中覺醒,卻仍有可為之處。

雖然,我們目前似乎難以期待已經向立法院送出咨文的馬總統,願意謙卑盡責地給人民一個讓人服氣的說法。但是,雙重國籍和永久居留權等爭議,即使不違背現行法令,在﹁公共信任﹂的考量下,是否適合扮演維護憲政秩序的角色,的確有討論的必要性。

同時,設法跨越爆料的層次,用腳踏實地的模式,去檢驗諸如被提名人對﹁關說﹂的態度,其背後隱含的,究竟是怎樣面貌的憲法第八十條法官獨立性認知等議題,審查過程應該能有一新耳目的效果。

立法院如果願意一改過去粗率審查的作風,以參考各專業團體組成的監督聯盟提出的參考文件和意見,當作提問和審查的依據,也算是向歷史贖罪和對人民負責了。



偽高科技組裝廠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林敏聰

出處:財訊370期

每次遇到許久不見的親戚朋友,他們都會興致勃勃地問我最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研究成果?我一聽到這個問題,就免不了科學家的本性,開始興高采烈比手畫腳地描述最近我實驗工作裡有意思的發現。但通常等不到兩分鐘,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問我一個問題,那這個工作有沒辦法拿到諾貝爾獎?我開始支支吾吾地說明研究不只是為了拿獎等等。

他們很快地善解人意地替我﹁解圍﹂,進一步問了第二個問題:那你的研究成果可以申請專利──然後眼睛炯炯有神地瞪著我──並且賺大錢嗎?等我又開始窘迫地回答時,他們很快地就會拍拍我的肩膀,好像安慰鼓勵我繼續努力,總有一天你會﹁名利﹂雙收。幾次經驗以後,我就學乖了,以後遇到這類的朋友,我會直接談起最近一家高科技公司對我某項研究成果很有興趣等等,幾分鐘內就勾起了他們對於科技產業給未來人生加值的無限憧憬。

科技業   享盡台灣社會恩寵

翻開報紙,我們也會常常看到台灣社會裡這樣的科技圖像。諾貝爾獎的至高榮耀與科技產業的經濟美景,似乎才是台灣科技研究的具體目標。前者對於大部分人似乎遙不可及,而後者卻是眾多年輕人努力追求的美夢。科技人,尤其在所謂的高科技產業裡工作的工程師們,在台灣過往幾十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中,藉由科學園區的耀人發展,同時享受了可觀的實質經濟報酬與主流社會豔羨的眼光。個人是如此,就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高科技﹂產業也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寵兒,擁有了來自政府與民間最大的資源投資與最好的稅制優惠。

有了這樣的背景,所有隱藏在高科技產業下的汙染問題、人力資源排擠、稅制不公與土地徵收不義等等問題,都在經濟的大旗與高科技的光芒下,成為可以或應該被承受的小痛而已。所有類似環保與社會分配正義等價值的訴求,都很快地被社會主流或執政者以發展至上的邏輯,把這些進步價值推上與台灣整體經濟利益的對立面。比如說受害者只屬於農漁民弱勢階級,那只要給予一定的補償,就可以﹁顧全大局﹂,持續發展台灣重點產業。至於,那些以環保與社會分配正義為核心價值的社運團體,則常常被歸類為一群脫離現實、努力對抗巨大風車的現代唐吉珂德而已。

高科技 就是經濟主力嗎?

中科三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這場爭議裡,行政院國科會可以蠻橫地不理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持續配合中科三期廠商的開發行為。所憑藉的不外乎就是台灣社會這股對於高科技︵光電︶產業的強力支持力量。這個自認為主流的意見,輕易地把環保等進步價值推到經濟的對立面,彷彿環保人士所走的道路過於理想,只會犧牲台灣的經濟競爭力。

政府也很樂意看到這種環保PK經濟的戲碼一再上演,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有時間去質疑,相對於傳統產業的自力更生,執政者所極力護航的某些高科技業者是否真的代表了台灣未來的經濟主力?更重要的是,許多號稱高科技的公司,有哪些是真正具備高科技的研發創新實力,而不僅僅是一個資本與勞力密集、科技元件的大量組裝廠而已?當其關鍵技術無法自主,或者缺乏經濟加值︵value-added︶的創新面,往往在市場陷入不景氣的時候,整個公司一下子就陷入生存的危機,無法面對具有技術自主的國際競爭對手。

作為台灣整體經濟的戰略考量,政府是否應該積極主導重點產業發展,是個複雜的政治經濟問題。但是對於已經投入大量國家資源的特定科技產業,例如﹁兩兆雙星﹂,至少應該有個政策執行成效的後續評估。對於重大環評議題,人們會不斷地要求政府提供透明的環境影響資訊作為環評決議的重要根據。

可是到目前為止,卻很少見到有一個有效的透明機制,來評估或追蹤政府重大產業政策的實施成效。而這些經濟要素,都是在提出重大開發案,進入環評之前,就應該被嚴格檢證的部分。因此,政府錯誤的經濟邏輯或政策,往往可以躲在高科技這把特大的保護傘,恣意地揮舞著經濟利益的大旗來對抗環保價值的質疑與挑戰。

成為一個科技人是台灣好幾代年輕人的夢想,但如果這個夢必須用犧牲環境或冒著過勞死的代價來換取,那我們真的不得不懷疑,科技研發創新的核心價值,是否只是成為資本集團攫取國家與民間大量資源的一個幌子。而這樣的公司充其量我們只能稱之為﹁偽高科技﹂︵Pseudo Hi-Tech︶組裝廠吧。



民主與文明為「核」熔解?

日期:2011-3-31      出處:財訊369期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周桂田

我的研究室還貼著二○○四年七二水災大甲溪洪水崩壞谷關溫泉,連帶地也使花費三十億元剛修復通車一個月的中橫也毀損破碎的空照圖;這個劇烈氣候變遷導致全球在地化的傷痕,之後我們看○八年巴基斯坦大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九年台灣八八水災、一○年凡那比颱風、一一年初澳洲墨爾本大水、宜蘭大水、巴西大水,到目前尚未解除危機的日本福島核災。我們知道,人類文明脆弱如蛋殼。

雖然如此,我們仍有堅實的技術官僚、科學專家與相關產業複合體,先前不斷地灌輸人們說我們有最先進的科技、風險管理與查核、安全管制,所以核能絕對是安全、國光石化絕對是安全的、最有經濟與符合減碳效益的。現在他們說,我們最終也會有五十壯士、將提高硼酸存量以作最後斷尾核反應爐處置。先前他們說,核災疏散五公里符合國際標準,現在他們說依福島經驗可能需要擴大到二十甚至三十公里。也就是說,將北台灣或南台灣最高達六百多萬人的現代文明高度暴露在核熔解風險中。

文明一旦毀於核熔解  民主還有意義嗎?

文明之核熔解並非不可能,三月十七日日本首相菅直人針對福島核電廠三號、四號機可能失控,說出一旦情況更為惡化,要有東日本毀棄的準備。而福島核災一旦擴散,影響的不只是東日本千萬人的健康,輻射擴散的氣流、導致全球各地之人們健康、水產、農業、水源、甚至工業、金融與經濟活動,將受到嚴重的波及而導致下一步不可逆的、無法估計的危機。這的確是如歐盟所說現代啟示錄,或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說,人類﹁自作自受的風險﹂或﹁世界風險社會﹂;而當文明一旦毀於核熔解,民主還有意義嗎?

現代文明建立在對科學與自然控禦的過度信心上。就像一九八○年代車諾比核災、化學廠爆炸引發萊因河嚴重汙染或印度波帕爾數千人死亡一般,引發了世人對大型科技的驚懼,而提出了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反省。亦即,大型科技的複雜操作並無法精算,科層的通報、科學參數的評估或管制文化的疏漏,加上先前無法計算的複合性災難因素,都有可能導致意外。而此次福島的核災為活生生的範本,人們不禁要問連日本在風險管理上這麼謹小慎微的國家都發生如此不可收拾的災變︵福島核一廠半年前在全國的核災演練中為全國第二名︶,其他國家呢?

根據統計,東亞及南亞總共有一一二座商業規模的核能發電機組,而興建中的核電廠包括台灣核四則有三十七座,而中國囊括了二十二座,你相信這些國家的核能管制嗎?這絕對不是單一國家內的科技風險問題,而是未來全球科技風險治理焦點。

核能管制非單一國家問題  你相信他國核管能力嗎?

民主對大型科技風險有用嗎?是否能夠串連成全球的民主治理來朝向非核家園?沒有核能是否將回復火力發電而導致全球暖化的更加嚴重?台灣備電量是否足夠來要求核一、二、三廠停運而徹底檢修?風險社會的理論告訴我們,風險來自人們的決定,因此世人要投入攸關自身安全的科技系統參與決策與監督,則有可能改變災難的降臨。事實上,日本反核人士在數個月前就已經對福島核一廠三號機為了節省鈾棒,使用混合摻入鈽提出警告與數度抗議,在官僚與科學複合體安全保證下,並不受到NHK等媒體的青睞。在科學安全意識形態與無視風險的社會文化,終至導致災變的發生。

這樣的管制文化與媒體文化在台灣應當大家都很熟悉,也出現當原能會和台電愈保證核電管理上的安全,民眾愈不相信的怪現象。台灣核安的問題從歷年演習報告照抄、海嘯閘門自動系統毀壞二十年未修,且放下需要半小時、核四廠變更設計、輻射屏障牆偷工減料、核廢棒儲存槽爆滿變更設計,到○九年全國能源會議決定核一、核二廠延役二十五年、是否需要高耗能的產業而推論核能的存廢,都在官僚與科學的複合體中﹁保證安全﹂,而毫無實質民主的、透明的監督與科技決策的民眾參與。這就是台灣赤裸裸的核能危機與民主危機,也就是我們的民主為﹁核﹂被熔解掉的原因。在這樣的隱匿、遲滯風險的管制邏輯與文化下,我們有任何的立場去要求東亞,尤其是中國沿岸數座核能電廠的核安管制嗎?

攸關台灣與東亞、甚至全球人們的健康、食品與環境安全,民主應不應為「核」熔解掉,這是我提出的第三個問題點。我們更應該積極關心我國的氣候變遷、能源政策,嚴格的跨國監督核安與審議東亞與台灣核能的去留。尤其,當深切的關注近期高耗能的國光石化與六輕五期擴建、留意藍綠政府長期補貼能源價格而產生經濟與社會的不正義。



高糧價時代  來發食物券吧

日期:2011-3-16      出處:財訊368期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特聘教授/陳吉仲

近年來國際糧價波動劇烈,二○○八年的國際玉米、小麥、大豆和稻米等主要糧食價格和其前五年價格相比,分別上漲了九七%、八七%、七八%及一○五%,但○九年後再回跌。在一○年末至一一年二月底,玉米、小麥和大豆之國際糧價亦分別上漲六九%、七一%和四四%。

這些國際糧價上漲的主要原因約略可分為三點,第一是氣候變化造成之影響,如去年俄羅斯乾旱造成國內小麥生產減少;如去年反聖嬰年造成洪水,影響美國北部和加拿大生產減少。若再加上主要糧食出口國之貿易限制或者是美元貶值等變數,皆加劇國際糧價上漲與波動。

氣候、油價與人口 撐高糧價

影響國際糧價波動第二因素為原油價格及生質能源,原油價格上漲帶動生產成本上升進而使糧價上漲,根據研究估計,在○八年原油高漲情形下,原油價格每上漲一%將會使大豆上漲二六.八一%至一一九%,玉米為三.三%至二○%,而小麥為八.二九%至三二.一○%。此外原油價格高漲導致生質酒精汽油和生質柴油需求增加,進而帶動國際穀物價格的上漲亦是因素之一。若未來原油價格持續在高檔,則全球高糧價之趨勢仍將延續。

第三種因素為屬於長期結構性之供需因素,亦即考量未來全球人口成長但全球生產面積卻無法增加下,若生產技術未能快速提升,則需求成長速度高於供給時,國際糧食價格將持續上漲。

亦即糧食供給波動大但成長速度跟不上需求,糧價就不斷攀升。全球人口在二○五○年時將達九十億人口,如何滿足全球糧食需求之供給,重點為利用R&D以增加作物生產技術。

了解國際糧價上漲因素將有助於政府研擬因應策略,但因應策略須考量市場運作特性與相關基本條件,如台灣是國際農產品市場的價格接受者,政府不應也不須嘗試介入市場來影響價格,如所謂的凍漲價格,那將自不量力。因此,國際糧價上漲對台灣影響層面須先確定清楚,否則因應策略之效益將偏低。

舉例而言,農業部門最近研擬許多因應措施,包括提高糧食自給率、尋找國外農產品生產基地、鼓勵國人多吃米食、休耕地復耕等,這些措施能否因應高糧價皆有待檢驗。但其實,國際糧價上漲對整體農業部門應是正面影響,當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價格有連結時,高糧價時代將為台灣的農民創造更多商機。

當市場機能運作正常,任何的生產成本上升將會移轉至消費者。舉例而言,國際的大豆和玉米價格在○八年時上漲九七%和七八%,在飼料成本占養豬業者生產成本之六五%,但豬農並未損失,因為在幾個月之後,毛豬價格亦上漲,受影響者反而是消費者。

因此當政府在研擬因應策略前,須先確定何者為受影響最大,由最近國際糧價導致之民生必需品價格上漲觀之,所得級距較低者之影響最大。

根據主計處○九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可觀察在最低二○%和四○%的家庭中,其每月花費在食品支出占其可支配所得之比率為一九%和一七%。若再考量石油價格上漲中對其水電瓦斯的支出,那比率提高至五一%和四四%。

發放食物券 可借鏡美國

故高糧價或高油價最直接影響者,為較低所得家庭戶,因此政府研擬策略須以較低所得家庭戶為首要考量。若未來國際糧價可能居高不下,此情形下的最佳可能因應策略之一為食物券。食物券在美國已實施六十多年,目前每年至少有二千萬的美國人民領取食物券,領取者之所得標準,依照家庭人口數計算,如家庭有四人之每月毛所得低於二二三八美元,即有資格領取食物券,其使用方式,已由原先的票券至目前採用電子轉帳卡,以確保使用者之尊嚴。而食物券確實提供低收入戶,尤其是孩童所需之營養,並擴大農產品之消費量。

台灣未來若實施食物券,按美國方式來推算,按全台七六八萬戶家庭中的最低所得級距二○%之家庭計算,政府一年預算不超過三○七億元,若扣除相關的白米由政府直接來提供,那每年只需一七八億元,接近政府總預算的一%。

因此食物券的實施不僅可降低高糧價下之衝擊,亦可同時解決國內農產品產銷失衡和弱勢家庭營養不足問題。因此在所得已近二萬美元之台灣,生長在此寶島的小孩,不應該再有挨餓的情形,而食物券之實施,將可維護每一國內較低所得戶之生存尊嚴。



誰是二二八受害者?

日期:2011-3-3      出處:財訊367期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秀華

所經驗的不正義怎樣才會覺得被撫慰了?怎樣的撫慰才能讓所經驗的不正義找回些許的正義?尤其是這個不正義的施暴者是握有政權、武力的黨國機器。

又,誰可在道德、律法之前被定義誰是不正義暴力的受害者?誰的不正義經驗可算是不正義?他們所受的不正義、他們所要討回的正義,會一樣嗎?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四周年,自一九八○年代台灣民間社會開始透過群眾活動、口述歷史對這個曾在台灣社會被壓制、禁聲四十年的政治暴力事件,要求公布真相、平反事件以來,至今也有二十餘年。但從每年二二八期間官方、民間相關紀念活動所引發的爭議與不滿,顯示二十多年來的二二八轉型正義工作,仍未能找回因此事件所經驗不正義的正義感。

不正義與正義看似一具普遍意涵、原則的概念,但在社會情境中所真實經驗、感受的不正義或正義是要被放在歷史、社會脈絡中才能被說清楚。對在二二八中受害的已故者而言,他們自己所能確實經驗的正義或不正義,已在他們死亡的那刻不存在了;個體身軀的死亡,代表由個體主觀經驗出發,他與所處社會的關係不復存在,所存在的其實是社會單向地論述、再建立與這個已不存在個體的關係。

正視多元受難經驗才是正義

二二八轉型正義再怎麼做,對在二二八中受害身故的人而言,永遠不可能有討回正義的可能,他們生命的結束所代表的政治暴力與不正義,永遠不可能被擦拭與討回,這也是為何在二十年、四十年、一百年……,很久很久以後,二二八或任何其他政治屠殺暴力事件,在台灣、在世界其他地方,還要不斷地被談起、被紀念,因為不是所有的不正義都有機會被彌補;造就不正義的因素與悔意要不斷地被提醒,歷史的錯誤才有可能減少重複。

那麼我們在談二二八的轉型正義,是在平反誰的不正義?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在事件中身亡的家屬們,在二二八中死亡大都為男性的情形下,家屬們失去他們的兒子、丈夫、父親、兄弟,也成為事件後黨國暴力下的繼續被囚禁者,他們許多因家中頓失主要經濟提供者而陷入生活困境,他們成為哭傷雙眼的年邁父母、痛失手足的兄弟姊妹、難以女性身分立足社會的政治寡婦,與隱藏父親死亡原因的政治單親孩子。他們是二二八暴力最直接的受害者,他們是二二八的受害者而非僅僅是受害者家屬。

在亡者已無法親身經驗平反其所受的不正義,二二八事件身亡者的家人以及在事件中遭受羈押、徒刑的個人與其家人的正義,是二二八轉型正義首要面對的。他們的不正義經驗會因為他們與二二八身故者的不同關係,會因為他們不同的性別、階級、城鄉、族群背景而有不同,二二八所造成的不正義與傷害是多元、異質的,也唯有正視這些多元的受難經驗,才有可能稍稍撫慰不同受創者的身心與給予些許的正義感。

苦難與不正義無法被撫慰

但在目前官方的二二八事件相關論述與其所執行的處理及補償條例中,二二八身亡者家屬的法律位階仍僅列為受難者家屬,他們的受害身分沒被正式承認,他們只是被視為替身亡者討回一些物質與名譽補償的代理人,透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他們代收家人一條命可要求最高六十基點、一基點十萬元的補償金或賠償金,但他們自己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多年的不同受害經驗,在這六十基點、六百萬元的數字下,被汙名歸類為貪婪的二二八事件家屬,被要求既然拿了錢,就趕快忘掉﹁已老掉牙﹂的傷痛、抬頭向前走,但這一切對他們的要求,是在我們社會仍未正視、正名他們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而非僅是受害者家屬。

一個將二二八事件受害的家屬認定為事件的最直接受害者的轉型正義,除了不會僅將他們視為法理上的物質與名譽的補償、賠償代理人外;民間也好,或官方的相關口述歷史與論述也不會僅以事件身亡者與受害者為主體,二二八受害者︵包括遭羈押、徒刑︶家屬不同受害與傷痛的主體性就會更凸顯;各地的二二八紀念館所展示的就不會限制在狹義定義下受害者的故事為主軸,不同的二二八政治父母、政治寡婦、政治單親孩子的故事,就會出現在這些紀念館裡,讓親身經驗這些傷害的主角,讓後來了解這個事件的人們,知道暴力不僅是可取人命,更扭曲人性與社會。

而轉型正義也在如何將亡故者、受害者的故事,透過社會力繼續他們的生命,說出不僅是他們,還有更多人的苦難與掙扎,以及希望的實現。



二代健保決策   10天打敗10

日期:2011-2-17      出處:財訊366期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林國明

被反對黨譏為﹁一代不如一代﹂的國民黨版健保修正案,在今年年初,過了。銜命與立委溝通,卻無力回天,不能護衛﹁真二代 ﹂健保精神的楊志良,走了。修法過程留下的,是照舊不公的健保財務制度,以及深沉的民主問題。什麼問題?追求公平的政策是何等艱難,給人民一個合理的交代是多麼不易,這樣基本的民主問題。

二代健保財務改革的首要目標,是要促進負擔公平。楊志良曾經大力宣揚二代健保所要追求的負擔公平,基本精神就是要使﹁所得一樣的家庭,繳一樣的保費;所得比較高的家庭繳比較多的保費﹂。這就要打破﹁六類十四目﹂的職業分類,並取消論口計費。在現行制度下,所得相同的家庭,因為職業類別和眷口數的差異,繳交保費的金額大不相同。 更不合理的是,失業的地區人口,是以全體被保險人的平均投保金額來計算保費,每人月繳七百多元,比多數受雇勞工還高。 改以家戶總所得來計徵保費,就是要改善上述負擔不公的現象。

家戶總所得制一夕翻盤  雙軌制製造新的不公平

另一個目標,是要建構永續經營的財務模式。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下,費率調漲很困難。若不調費率,保費收入的增長,只能靠投保金額的提高。但受限於薪資的成長率,投保金額的增長有限。十五年來,全民健保投保金額每年平均成長率約二‧六%,但醫療費用成長率卻達四‧六%。投保金額成長速度跟不上費用支出,又難以調高費率,以致造成財務失衡。改以家戶總所得來計徵保費,擴大費基,使得保費收入較能隨著國民所得的成長而增加,降低調整費率的壓力。

以家戶總所得計徵保費比較符合公平、永續原則,這樣的觀念,在不斷的社會溝通和宣導下,逐漸被社會輿論所接受。但財務制度的變革,增加了高所得者的保費。取消論口計費,也意味許多單身者的保費會調高。目前全民健保的全體被保險人,有三分之一是單身者。他們對保費調漲的反應,被視為﹁政治地雷﹂。有國民黨立委不諱言,以家戶總所得計徵保費的二代健保若過關,﹁選舉不用選了﹂。

擔心保費調整對選舉的影響,國民黨立委在二代健保修法的最後關鍵時刻,一夕翻盤,反對已在立法院審查和協商的行政院版本。衛生署於是在十天內,拼湊出一個﹁雙軌制﹂的版本,維持六類十四目和論口計費的財務結構,另外對股利、利息、執行業務收入、租金、獎金及其他薪資所得等六大類收入,以二%的費率徵收保費,作為﹁補充保費﹂。

這個被批評者稱為﹁異形變種﹂的雙軌制,不但保留職業分類的保費計算方式,原本不公平、不穩固的財務結構文風不動,而且製造了新的不公平。僅舉一例來說,稅法中所規定的所得共有十大類,但﹁補充保費﹂卻僅列入六類所得,而營業盈餘、財產所得、退職所得及權利金所得,這些高所得者占較高比率的所得卻不納入。

全民健保政策影響全體國民,保費計算方式對人民權益的影響,既深且廣,需要進行審慎的制度設計,充分的社會溝通。二代健保從二○○一年開始規畫,動員上百位專家學者參與研究,評估合理性和可行性,也進行無數次的社會溝通。﹁雙軌制﹂的保費方案,十天之內臨時拼湊,處處顯示邏輯的錯亂和負擔的不公,卻在未經社會充分討論下,於兩週內強行過關。這種決策模式,不僅粗糙,簡直蠻橫無理。

未給人民一個合理交代  台灣民主化須再加把勁

執政黨以﹁雙軌制﹂取代二代健保的﹁家戶總所得制﹂,為何要做這樣的政策變更?卻沒有給人民一個合理的交代。衛生署花費多少公帑購買廣告,宣揚以家戶總所得計收保費可以達到負擔公平、永續經營的目標。最後卻來個政策大轉彎。﹁雙軌制﹂是不是更優於﹁家戶總所得制﹂所能達到的目標?還是公平永續的目標不要了?這不需要給個說法嗎?

健保的財務負擔方式,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和價值衝突,當然不是人人都能滿意。一個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政策, 不是光憑多數決的程序原則來做決定,而是必須向人民說明決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要從符合社會基本正義的觀點,提出充分的理由來辯護它的合理性,才能被公眾所接受。但在二代健保的決策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短期的選舉利益計算,凌駕長期的公平永續理念;十天的臨時拼湊,擊潰了十年的審慎規畫;多數的政治強力,取代民主的社會溝通。我們也看到,執政黨對於攸關人民權益的政策變革,多麼詞窮與蠻橫,無法說明政策的合理性。這是二代健保留給我們的政治課題:台灣的民主化,還要再加把勁!



從「王昱婷們」看性別不平等

日期:2011-2-4      出處:財訊365期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

青輔會主委王昱婷的怯戰辭職風波,媒體與政壇喧囂了兩天之後,大家逐漸理解王昱婷遞出辭呈是真,金溥聰調職下台是假。未來王昱婷是否還是內閣閣員或繼續在政壇發展不得而知,但是金溥聰仍居權力核心,並且另有要務,準備指揮馬總統二○一二年的選戰工作。以王昱婷三屆立委及內閣閣員的資歷,只因為黨祕書長的一席公開談話就遞出辭呈,讓人清楚看到政治權力和正式職位不見得有對應關係,也讓人看到女性政治人物非常容易折損。

與王昱婷的怯戰辭職爭議大約同時出現,但是在新聞版面上遠遠無法相比的一則新聞是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了我國性別不平等指數的國際比較。

台灣性別平等評價高   與真實情況呈現落差

由於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因此從○三年開始,在行政院婦權會的要求下,主計處開始以聯合國常見的指標,如性別發展指標 ︵GDI︶與性別權力測度︵GEM︶來進行我國婦女地位的國際比較。過去無論是以性別發展指標或是性別權力測度來計算,我國的國際排名大約都在二十上下,比起北歐國家還距離遙遠,但是與亞洲鄰國相比毫不遜色。今年主計處第一次使用聯合國的新指標||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來計算,計算結果是我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非常低,與聯合國公布的約一六○個國家相比,我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僅高於荷蘭、丹麥和瑞典。這麼令人振奮的結果,照理來說,應該讓婦運界歡騰不已,但是婦運界反應平淡,原因無他,這個排名好到缺乏真實感。

王昱婷和性別不平等指數之間的關聯是什麼?簡言之,像王昱婷這樣的從政女性,在過去十年來的增加,對於國際指標中,我國性別平等的表現,有明顯的助益。從過去以性別權力測度到這次以性別不平等指數進行國際評比,台灣的性別平權在國際排名不弱的最大主因,就是女性國會議員的比率遠超過亞洲鄰國。女性民意代表比率不低,是制度設計使然,也是婦女團體長期推動婦女參政的成果之一。然而國際指標的測量當然有其極限,從政女性數量雖然增加,但是社會文化還處處籠罩在父權價值下,反映了我國性別平等名列前茅的不真實感。

辭職風波之前,王昱婷就因為單身身分,在立委質詢下自承是不良示範,不只王昱婷為自己的單身身分表達歉意,一時之間藍綠許多單身女性立委都紛紛做出類似表示,彷彿自己應該為國家少子化危機擔負最大責任。

這種在國會殿堂公然出現的譴責單身及為單身身分表達歉意的情況,在任何一個重視性別平權的社會,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女性立委的單身狀態,不僅是個人選擇,也是體制現象,這對任何一個稍有社會常識的人而言,應該都很明白。然而,從閣員到立委都避談體制,反而對個人的生命狀態表示遺憾與歉意,父權價值在台灣社會中頑強的地位清楚可見。

檢視台灣性別平權進程   國民黨缺乏突破性作為

對於台灣性別平權進程熟悉的人,可能多少都會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性別平權上比較有突破性的體制及政策,幾乎都是民進黨率先開始,國民黨蕭規曹隨。然而,在體制及政策上較有突破性的民進黨,黨籍政治人物常出現不恰當的性別言論,影響民進黨的政黨形象。相對的,國民黨中壯輩政治人物的媒體形象往往是愛家護妻的好男人,但是這些所謂的好男人,在性別平權的體制和政策上,不但缺乏積極建樹,也很少對國民黨內論資排輩的父權文化有何反省。

王昱婷的從政歷程與許多從政女性類似,有家庭背景的影響與助力。她當選立委時僅二十五歲,出任青輔會主委時不滿三十五歲,曾經是最年輕的立委、也是最年輕的閣員。從女性參政的角度而言,是值得長期觀察的對象。此次的辭職爭議如何落幕,還未可知。不過,國民黨的府院黨高層似乎也該趁此機會,稍微檢視一下國民黨的女性參政成績單。

迄今為止,台灣民選的女性首長,除了嘉義市的黃敏惠以及爭議不少的前台東市長鄺麗貞,全部都是民進黨籍。民進黨產生了台灣第一位女性直轄市長、第一位女性行政院祕書長、第一位女性行政院副院長,以及第一位女性副總統。這些重要職位,在國民黨執政下,似乎都與女性無緣。面對這樣的紀錄,吳內閣如何處理王昱婷的辭職,或是整個國民黨未來如何面對﹁王昱婷們﹂,才真正反映我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



從全球化看五都是機會或威脅?

日期:2011-1-21      出處:財訊364期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呂建德

自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五都十七縣市﹂正式形成,台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馬政府推動此一變革的基本構想,是希望利用縣市合併的作法,推動一個能在全球與︵亞太︶區域層次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城市複合體。

這個甚具野心的國土規畫與經濟發展構想,一方面希望能矯正過去台灣在區域發展政策上過度偏向大台北區域的﹁單極﹂發展策略,朝向﹁多極﹂的均衡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寄望各都能發揮﹁火車頭﹂的角色,在雨露均霑的外溢效果下,帶動周邊縣市的發展。

毫無疑問地,五都改制乃是馬政府﹁全球競爭﹂策略的一環。這個策略對外以ECFA簽署作為啟動台灣經濟動能的手段,對內則是希望改造五部執行機器,成為接受經濟開放後﹁湧入﹂台灣的人流、財流與物流區域經營中心。

國際連結愈緊密 與 地方經濟連結愈鬆散

這個策略的假定是經濟自由化與開放後所產生的﹁雨露均霑﹂效果。不過,先進國家區域發展的結果顯示,全球化的結果經常是造成更大的區域不均衡發展。原因是製造業外移導致了﹁去工業化﹂的過程,其結果是生產者服務業集中於某些全球﹁結點﹂,這導致了區域發展的失衡:某些區域順利地與全球市場接軌,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利;某些區域則從這個過程中剝離並進一步被排除。

這個過程在台灣也不例外。台北大學周志龍教授就發現,在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發展式國家介入﹂模式,台灣已經形成了台北、台中與高雄三個主要經濟區塊。這三個區塊的國際連結愈加緊密,與地方經濟間的連結卻愈見鬆散。全球化開放的過程不僅沒有對地方產生﹁雨露均霑﹂的外溢效果,反而將這些核心經濟區域更加推向全球。伴隨而來的是被排除地區的失業率增加、所得停滯︵或倒退︶。這個二元結構所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將形成推進全球化策略的阻力。

其次,要打造一個能夠因應全球競爭的直轄市府需要一些基本裝備,這其中最受矚目的是財政能力。不過,如所周知的,﹁統籌分配稅款﹂即使在財政部﹁極有誠意﹂地編列下,目前也只能擠出約九八二億元。但同時地方必須承擔由中央轉交的各項教育與醫療設施費用,以及原先各鄉鎮作為自治機關所積欠的債務。

在目前財源有限的情況下,各都均將目光投向擬議修法提高舉債上限的︽公債法︾。但即使是提高至前一年歲出規模的二五○%,但因先前背負的債務壓力,已經使得各都在力求奮進之時仍然有所顧忌。中國在九○年代末期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時,除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外,另外就是由中央接下部分國企的債務,讓國企體質與組織進行全面改造,重新投入市場。這個近似的作法或許也是中央政府可以考慮的方向。

五都首長可透過政策創新  進而影響中央決策的效果

第三,五都彼此間可能透過相互競爭創造﹁政策創新﹂的機制。五都首長因民選的正當性,被認為是競逐總統大位的可能人選,有很強的誘因進行政策創新,以引領其他地方的跟進學習。這個由地方發動,透過政策模仿影響中央決策的效果,在目前五都的格局下變得更加可能。這個﹁競爭性的準聯邦主義﹂,可能迫使中央必須更加採取跨政府的協商作為,而非如傳統的中央一條鞭指揮模式。

這個模式能更加適應於全球化經濟下所需要的﹁網絡式國家﹂,在網絡式治理模式下,城市與鄰近鄉鎮的關係是合作互補的關係。新改制的五都,必須針對各自的比較利益進行策略思考,提出一個具有制度互補性、並且能形成正面自我循環的內生成長機制。這個機制的建立有賴於一種運作上彈性、界線上模糊的學習型組織,它能有效整合市政府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如企業、工會、公民在地組織︶,進行有效的整合與政策創新。

最後,五都改制後仍然存在的區域失衡,令人感到憂心。在工業化時期,高雄作為國營事業聚集之所,是台北都會區的後勤補給站。然而,在後工業化時期的台灣,則是台北輸出生產者服務到其他區域。這個逆轉除了顯示產業經濟形態的結構性變革,更重要的是權力結構的改變。台北都會區不僅取得了政治與文化權力,同時也取得了經濟權力。五都改制可能更加加劇這個不均衡的發展,特別是農業縣。歐盟為了矯正歐洲一體化所衍生的區域發展失衡問題,成立了﹁結構調整基金﹂,這或許也是台灣可以考慮的配套作法。



買得了媒體  買不了人心

日期:2011-1-7      出處:財訊363期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管中祥

資深記者黃哲斌不滿媒體置入性行銷日益嚴重,憤而離開工作十六年的︽中國時報︾,他是第一位以辭職表示對置入性行銷不滿的媒體工作者。黃哲斌開出第一槍後,立即獲得各界的聲援,超過五千人及一百多個團體連署支持。

總統府在撻伐聲浪四起之時回應:政府不得進行含有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行銷,支持新聞與廣告應清楚區分,不能混淆,避免誤導閱聽大眾,而政府仍有進行政令宣導的需要,但應標明為廣告,並且計畫修法進行規範。

但,馬總統的承諾,你相信嗎?

早在二○○八年,馬英九及蕭萬長就曾親筆簽名給台灣記協及媒體觀察基金會等團體,表達不做政治置入性行銷的決心。不過新政府才剛上任,媒改團體立即發現政府的置入性行銷並未停止,多次發表聲明譴責,但馬政府亳無悔意,依然故我。

台灣民主政治有待進化

政府在民間的壓力下被迫回應,也再度許下承諾,作為媒體改革推動者的一員,當然要樂觀其成,但也會謹慎應對。然而,政府更應該清楚,如果無法說到做到、劍及履及,恐怕再也難以挽回人民的信任。其實,政府不做置入性行銷、不收買媒體、刊登廣告應和新聞明顯區隔,是基本的政治道德問題,是政治人物該有的自律,然而,倒頭來卻必須透過法律強制規範道德,實在是相當諷刺,顯然,台灣的民主政治還有待進化。

事實上,置入性行銷就是破壞社會信任的關鍵之一。新聞的本質是在追求真相,閱讀新聞的目的是要尋求正確的消息,看到社會的不同觀點,作為生活決策及與公共參與的參照;相反的,置入性行銷的本質是宣傳,雖然宣傳未必不真,但難免誇大,並且會刻意隱藏負面的資訊,甚至惡意欺騙。當新聞成了置入性行銷,我們看的新聞是真相?還是謊言?

然而,一旦民主政治中需要真實、被信任的媒體,充斥著謊言與權力者的宣傳,我們又如何能相信新聞媒體?如何能期待新聞媒體能夠監督權力者?媒體有什麼資格與能力作為第四權?相反的,權力者相當樂見謊言與愚弄繼續蔓延,因為當置入性行銷破壞了人民對媒體的信任,媒體對公共事務監督逐漸無能,人民對於公共事務也將一無所知,就如同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並不希望人民獲得公共知識,進而起身造反。那麼,極權主義的幽靈將在一旁竊喜,媒體賣掉的不只是自己,也把民主賣給封建的惡靈。

嚴格說來,台灣的媒體從來沒有真正獨立過,也沒有不想控制媒體的政府。威權時期,媒體是政治的附庸、是侍從,過去政府透過暴力的方式直接操控媒體,民主化後,只好改以﹁柔性﹂控制,以金錢、用廣告收買媒體。這幾年置入性行銷更是愈演愈烈,除了政府的主動收買,惡劣的市場環境更讓媒體成了積極的賣家。政府缺乏對媒體規模經濟的考量,過度放任市場,市場小、媒體多的競爭環境,媒體為生存,無所不用其極。

政府、媒體、人民全輸

對商業媒體而言,置入性行銷則是最小成本、最易獲利的作法,一方面可以填充版面,賺取利潤,同時也可以藉此為權力者打工、打雜,建立曖昧的政媒關係。新聞媒體放棄了監督權力者的職能,兩者的關係成了純粹市場交易,彷彿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交易﹂,原本應有的關係似乎都被破壞殆盡。

政治置入性行銷一定會是一筆划得來的交易嗎?顯然未必。例如,近年來政府做了不少置入性行銷想收買人心,但仍有數千農民夜宿凱道反對徵收土地,來自全國各地的上千群眾也聚集在台北反對國光石化,顯然的,政府即使買得了媒體,卻買不了人心!然而,政府官員卻像例行公事一樣狂做置入性行銷,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施政沒有信心,只好製造謊言尋求心理上的安慰、掩飾執政的無能。

我們也看不到任何一家媒體因為置入性行銷而大發利市,但卻曾聽聞宣稱不做置入性行銷的媒體,成為全台第一大報的例證。事實上,廣告市場並沒有因為置入性行銷而變得更大,媒體只是把原本屬於廣告的版面,隱藏到新聞之中,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內容沒有信心,只好利用謊言尋求帳面上的安慰、掩飾專業的無能。

在這場魔鬼的交易中,政府和媒體都不是贏家,因為缺乏自信與無能,而自斷手腳、彼此綁架,如今被踢爆聯手欺騙人民,不僅失去了人民對政府與媒體的信任,也差點賠上才剛萌芽的民主政治。



基本盤過半 才是王道郭台銘與亨利.福特

日期:2010-10-1     出處:財訊356期

作者:曾昭明/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祕書長

作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業者,我一直對於鴻海的股價走勢感到興味十足。

二○一○年六月一日,鴻海的深圳子公司——富士康國際,宣布深圳廠區的一線勞工底薪由人民幣九百元調至一千二百元,調薪幅度達三三%;幾天後,這家公司又表示,將在十月一日後實施第二次調薪,通過考核的勞工底薪將達兩千元,使得調薪幅度達一○○%。但自此之後,鴻海的股價卻一路下滑。

這個現象似乎暴露了一個嚴峻的事實:資本市場並不願意為富士康的兩次調薪埋單;企業對其員工和企業所在的社區承擔起社會責任,在資本市場是不受歡迎的。簡言之,我們的資本市場反對企業社會責任。

兩者都建立高競爭力生產線

不過,也許還是可以找到例證,來說明我們的資本市場對於企業責任評價不全然是負面的。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業社群來說,沒有人可以否認,台達電乃是台灣電子業企業責任的﹁模範生﹂。而就在鴻海股價持續走弱的同時,台達電的股價卻締造了一二二元的高價。資本市場流行的解讀是:鴻海下,台達電上,代表了市場對台達電的綠能投資給予了正面評價。

無疑地,台達電的例子表明,台灣企業有能力在積極迎接永續發展議題挑戰的努力中去開發出新產品、服務乃至營運模式,從而提升企業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在此,企業責任與企業獲利能力不再是相互對抗的,而是相互支持的;這是個印證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的﹁策略性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SR︶觀念的完美範例。

但是,為何企業投資於綠能可受到資本市場的獎賞,而投資於人權和人力資本卻會受到懲罰?從促使企業責任主流化的問題意識來說,這樣的資本市場在提供企業責任的誘因上是有缺陷的,無論如何我們很難以稱其為﹁有效率的市場﹂。

最新一期的︽彭博商業周刊︾在對郭台銘的報導中,將其與福特汽車公司的創辦人亨利.福特相提並論。兩者都致力於經由垂直整合來建立有高度競爭力的製造體系,為維持龐大流水線作業所需的製造人力,福特在美國密西根州建立了基地,如同郭台銘在深圳所為。

︽彭博商業周刊︾把郭台銘類比為﹁電子業的亨利.福特﹂時,卻忽略了兩者的相似性可能不僅止於企業競爭策略。

從企業責任的角度來說,亨利.福特絕對是二十世紀的精采人物。在福特建立流水線作業的大量生產體系之前,汽車乃是手工打造的奢侈品,一般民眾根本無法享用這個現代的發明。但是福特卻著眼於﹁金字塔底層的市場﹂,堅信汽車可以是平民化的交通工具。為實現這個目標,他不但持續以公司盈餘來擴建工廠和聘雇勞工,透過高生產力的大量生產體系來壓低產品單價,到一九四一年,福特更是以特立獨行之姿,將勞工薪資倍增為一日五美元。

這一連串的企業決策,構成了日後社會學者津津樂道的﹁福特主義﹂︵Fordism︶:以高薪資為本的﹁大量生產﹂體系,創造並支持了一個以廣大中產階級為主的﹁大量消費﹂市場。﹁福特主義﹂成功地從生產到消費層面將勞工整合入經濟生活,使得歐美社會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黃金年代﹂,打造出了具備社會包容特質的良性經濟循環。

從今天的觀念架構來看,我們很容易發覺,福特所執行的企業策略正是麥克.波特所說的﹁策略性企業社會責任﹂。但在當時,人們是否普遍接受福特的作法呢?其實,一九一六年夏天,福特就被大股東道奇兄弟告上了法院。道奇公司主張,企業經營應該追求股東的最大利益,公司的盈餘該優先分配給股東。法庭接受了這個主張,判定福特敗訴,最終逼使福特不得不改組公司。

不能「保存蛋糕又吃掉蛋糕」

對照於這段企業責任的﹁史前史﹂,也許我們才可以對今日鴻海在中國所開啟的調薪趨勢有完整的理解。這是中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不可避免的過程,而企業責任既是這個轉變過程的觸媒,也是新體制的要素。

道奇與福特的法律爭訟,迄今依然是每本企業責任法律教科書都會提及的經典案例。但在法學爭議之外,不論是當時的福特還是今日的鴻海,都面對著相同的制度問題:如果在一個資本市場裡,只存在重視短期利益的投資者,企業有能力對抗市場嗎?

對以短期獲利為著眼點的投資者來說,不存在﹁保存蛋糕卻又吃掉蛋糕﹂的兩全其美辦法;企業責任是不可承受的重。可是對於中國來說,在過去十五年中,在非農部門勞動生產力每年以一○%到一二%的速度高速增長的同時,農民工真實工資的年增幅卻僅為四%到六%。

當基層勞動力和專業人士及投資者的所得差距持續擴大,以低工資為競爭優勢的產業秩序,實際上構成中國擴大內需的結構性障礙。

很明顯地,對兩岸政府來說,鼓勵主力企業承擔企業責任,已是新產業政策該考慮的課題。但問題是:兩岸的資本市場,是否能夠支持這種以責任為本的新產業秩序?這是兩岸政府看鴻海問題時不該忽視的制度課題。Ψ



公民自己寫新聞

日期:2010-12-24      出處:財訊362期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林宗弘

這次五都選後不少解盤,對選前之夜連勝文遭槍擊事件的看法,就是﹁一槍打回基本盤﹂,由於槍擊案激發了藍營支持者的投票意願,致使綠營在北二都飲恨。這樣的論點看似合理,其實什麼都沒說。問題在於:何謂基本盤?

在選舉研究中,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的討論重點有些分歧;政治學者側重於選舉制度與政黨認同;社會學者則重視各種社會因素,例如階級、族群、城鄉、教育與年齡等因素如何影響選民的抉擇。這兩種分析並不互斥,但其變化趨勢卻是前者較快,社會因素則有如緩慢的板塊移動。

階級與世代推動板塊位移

很多人以近五、六年來的執政區域來認知政治板塊,簡稱為﹁藍天綠地﹂,又有人認為基本盤意味著台灣﹁沒有中間選民﹂,這樣的分析失之短淺。若把時空倒轉回一九九七年,當時台北縣市與桃園縣都是綠營執政︵陳水扁、尤清與呂秀蓮︶,高雄市與屏東縣則是藍營執政︵吳敦義與伍澤元︶,也就是﹁綠天藍地﹂,若是政治板塊無法位移,怎麼會變成藍天綠地呢?

近二十年來藍綠基本盤的板塊如何移動?最近,輔大社會系的胡克威教授、香港學者Raymond Wong與筆者合作,運用中央研究院的社會變遷調查等數據,分析了影響一九九二到二○○四年台灣五次立委選舉的社會因素。研究發現,長期以來族群認同與投票的關係非常密切,當然,年輕一代的族群認同愈來愈淡薄,可能緩慢削弱這個因素的影響力,但族群投票仍比較穩定。

相對而言,各階級選民的投票傾向有顯著的變化。在九二年,農會與工會都是國民黨組織的天下,農工有七成的選票投藍,城市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主則傾向支持民主運動,約有四五%的選民投綠,遠超過當時綠營的平均得票率。到○四年,農工階級與中小企業主有六五%的機率投綠,資方與專業管理階級卻只剩三三%。用平均投票機率來看,農工階級以每年三%以上的速度滑向綠營,資本與管理階級則以每年一%的速度滑向藍營,換句話說,藍綠的基本盤逆轉。

藍綠基本盤為何會移動?在民進黨執政期間,中國經濟力量崛起,在產業轉移大環境下,中小企業被迫出走,農民與工人階級生活受到衝擊,結果使國內失業率長期偏高,貧富差距擴大。農工階級正需要社會福利移轉支付的同時,集中於北部的台商與專業管理階級卻希望減稅並改善兩岸關係,階級分歧日益顯著,可能是二○○○年以來階級投票位移的主要原因。

由於陳水扁貪腐議題糾纏,上屆總統與國會大選中,綠營在全國範圍內得票率下滑,城市中產階級選票更全面潰敗;但這次綠營得票率已重返○四年的水準。新北市雖由朱立倫勝出,但是蔡英文仍創下民進黨在台北縣得票最高紀錄。藍綠雙方的縣市議員當選人數戰成平手,除台北市外,綠營得票率有全線上揚的趨勢。

馬英九總統上台後雖然改善了兩岸關係,但是在對抗金融海嘯、刺激經濟成長方面乏善可陳,失業率雖降到五%以下,但減免營業稅與遺贈稅︵以及ECFA減免關稅︶造成賦稅不公與國庫空虛,在改善階級、世代與南北平衡等議題上左支右絀,難以治理貧富差距。因此,五都選舉時階級與世代分化再次浮上台面。

青年貧窮化,轉向支持在野

綠營在南二都大勝,顯示工農選民重返綠營懷抱,城市中產階級給了國民黨政府兩年時間,但是在景氣恢復的過程中,台商與金融及房地產業者直接因減稅等財經政策獲益,一般市民卻仍未見薪資與福利提升,對國民黨施政日益不滿。

階級分化背後反映了世代分配的惡化。綠營在執政期間與二○○○年前相比,二十到四十歲間的支持率回跌。然而近兩年來,階級分化與青年貧窮化扭轉了世代投票的格局。一方面,掌握政經與企業大權的三、四年級生靠著經濟起飛時期累積的資本在中國投資置產,或在台灣金融與房地產市場持續獲利。另一方面,製造業外移導致就業機會與創業機會雙雙惡化,青年失業率逼近一○%。所謂的六、七年級生承受了產業轉型的後果,即使擁有高學歷也無法防範失業與工作不穩定,實質薪資十六年來不增反減,連小孩也不敢生。因此,年輕世代對現實不滿,這次五都選舉中,青年選票再度出現向綠營滑動的局面。

階級與世代解釋了五都選情的差異。在老齡化最嚴重的台北市,六十五歲以上人口近三十三萬人,逼近全市總人口數的一三%與合格選民數的一六%,加上外省人口集中,中壯年多屬於資產擁有者或專業管理階級,其政黨傾向穩定偏藍,在房地產上漲、青年人口外流下,北市基本盤難以動搖。反之,新北市、台中市屬於人口移入地區,中下層受薪階級年輕人口較多,是藍綠雙方族群、階級與世代三大政治板塊運動的交戰區。

從數據來看,這次選舉雖有槍擊事件之助,藍營基本盤已大幅流失,中下階級與青年對執政黨不滿,背後反映台灣貧富差距沿著階級與世代界線持續分化的殘酷事實。反觀民進黨雖然獲益,卻未能提出打動人心的政策訴求,只能祈求藍營選民不出來投票,結果在台北市與新北市被一槍打回原形。

政治板塊的移動緩慢,但影響深遠,往往被變化多端的選情所掩蓋,但基本盤過半才是勝選的基礎,各政黨若後知後覺,對政綱與路線不做檢討,板塊移動的壓力,總有一天會造成政壇大地震。



舞動銀髮的十個公益組曲

日期:2010-12-10      出處:財訊361期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成令方

﹁四年級﹂的同學會聚餐熱門話題不外,哪裡適合養老。老同學老程曾發出一封伊媚兒詢問人生旅途最後一個歇腳的﹁客棧﹂該具備哪些條件,大家熱情回覆後的結果是:﹁田園鄉居、風景優美、氣候宜人,老友住在附近,麻將牌友好找,高品質而且方便廉價的醫療保健,親友兒女住在附近,物價工資低廉,公共交通便捷,社會和諧、敬老尊賢、治安良好,三餐不必自炊而且外食方便又美味。﹂這樣的退休生活可能是每個人都嚮往的。但我不禁想問,這樣的美夢有可能實現嗎?退休後的優質生活可以如何維持?

外在物質條件其實很不容易配合。田園幽靜的環境需要遠離都市才有可能。遠離都市反而不易有醫療便利的保健,以及方便的外食。

若要享受都市中便利的醫療與外食,又要在有鄉居之境,房價可能要翻上好幾倍,這又不是一般小康銀髮族負擔得起的。

身心靈平衡需要很大智慧

人互動的品質要優,特別要維持長期的優質,更是人生的大課題。

退休後的老人每天空出十多小時,若把生活重心寄託在兒女身上,期望會落空不說,更會造成兒女的負擔,容易生氣翻臉。退休同輩經常打麻將、吃飯聊天,不變的生活話題重複多次也枯燥乏趣,容易為綠豆小事爭執動氣。

銀髮族的後半輩子,身心靈三合一的平衡其實需要很大的智慧,面對人生最後一哩的智慧,可能與先前的在本質上有很大不同。在此讓我發揮異想功能,提出十組可以舞動人生的﹁公益﹂組曲,請參考。

﹁公益﹂沒有什麼大不了,我簡單的定義就只是﹁為他人,特別是為不認識的他人,服務的行動﹂而已。但是要有做﹁公益﹂的心,要能實踐﹁公益﹂的行動,在我們年輕時其實不容易做到。年輕時,有太多的人生課題逼迫在眼前,事業的衝刺,家庭的照顧,個人的學習成長與享樂。現在,這些課業多少都做完了,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機會再也不回頭。

展開在銀髮族面前的是一片新的土地,可以用我們累積的知識與經驗來開拓栽種,未來會開出什麼樣的奇花異果將不是我們可以預料的。

以下推薦的公益活動,是以微小的點滴累積成優美愉悅的成果,當你只付出無所求,就是天下最富足的人了。

一、如果你愛旅遊,有旅遊知識與經驗,不妨協助行動不便的人設計一個旅遊,讓他們得到旅遊的樂趣。在你完成這活動後,你會被身障者的勇氣與積極感動。你幫他們圓夢,他們幫你注入生命的動能。

二、如果你愛登山健行,可以沿路撿拾垃圾,維護環境清潔,也藉此影響周圍的山友,不要亂丟垃圾,甚至也開始加入撿拾垃圾的行列。你以行動潔淨環境,也美化人心。

三、如果你愛種植花草,不妨發動鄰里鄉親一起來美化居家社區環境,把荒廢不毛之地點石成金。鄰里鄉親因此真情流露,一起流汗一起工作,見面含笑,小社會的大同世界不遠矣。

四、如果你是愛管閒事熱心雞婆型的,建議你加入一些非政府機構、非營利的社會團體與組織,或到醫療院所擔任志工。在西方國家,有很多人終身擔任志工,志工團體本身也形成一個類似﹁大家庭﹂的關係,誰說退休的人不能另組﹁家庭﹂?

五、如果你喜歡小朋友,不妨申請成為國小的說故事爺爺、奶奶,定期說故事給小朋友聽,童真的問題,天真的言語,會讓銀髮族重過童年,每天笑哈哈。

六、如果你喜歡看書,不妨與視障者團體聯絡,為渴求﹁閱讀﹂的人朗讀好書。終究好書可以開啟人的視野,撫慰創傷的心靈,增進人們的想像空間,視障者的世界因為你的協助更加開拓,增加彩色。

七、如果你有閱讀英文資料的能力,不妨把有趣、能增廣見聞的訊息介紹給他人,可以建立一個部落格,寫文章與網友分享,終究英文世界有很多與中文世界不一樣的視角觀點,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

多做公益回饋這塊土地

八、如果你有才藝與知識可以傳授他人,不妨申請到監獄教學,讓更生人有機會學習才藝謀生。你可以幫助他們看到未來出獄後的可能發展,給他們希望。

九、如果你喜歡運動,不妨邀約一些朋友定期運動,娛己利人,減少健保的支出。我認識一位八十三歲的老先生,十年前他發動幾位經常爬山有點頭之交的山友組了個羽毛球隊,每天清晨運動,持續至今。我也有幸加入,鍛鍊體魄。

十、最後還有一個不需花很多錢,但需要有正向積極的心才能做的﹁公益﹂,那就是經常以語言稱讚他人,以行動鼓勵他人。你可以寫信讚美一位認真執行公務的人員,讓他感受到肯定。你可以寫信鼓勵獄中的罪犯,寫信安慰新聞報導上遭受到災難的家庭,或親自探訪發生個人悲劇的當事人。

來自陌生人的讚美與鼓勵,對辛苦認真工作、對處於困境折磨的人,往往是非常重要的甘霖。

當眾人多做﹁公益﹂活動,台灣民主的動脈就開始活絡了。這難道不是戰後我們這一代,到了銀髮年代,可以回饋這塊土地的絕妙好招嗎?



親密關係民主化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 

日期:2010-11-26      出處:財訊360期

不久前,飛到英國開會十天,回來後,問朋友這段期間有沒有發生什麼重大新聞?朋友說,有,五都選情出現了三字經風暴,鬧了好幾天。如果台灣民眾的記憶不差,政壇髒話風波已經不是第一次。肇事者如果是藍營人士,綠營一定會要求藍營道歉;同樣的,如果差錯在綠營,也會如同這次選戰風波般,被藍營利用到底。

年輕人已有性別尊重觀念

﹁中老年人﹂則須再教育

作為台下看著歹戲拖棚的觀眾,我們納悶的是,台灣女性參政比例號稱東亞第一,為何政媒界中卻仍一再出現性別意識相當倒退的脫線演出?這次五都的候選人中,就有好幾位女性強棒。只是,這些參政女性在人數與層級上的突破,卻不代表台灣公共場域性別文化的改變。許多公眾人物,仍然缺乏性別平等的意識,特別是許多從未接觸性別平等教育的﹁中老年人﹂。

相較之下,台灣的年輕人已經逐漸改變。十月底才剛舉辦的年度同志大遊行中,放眼望去,清一色是年輕人。許多大學生揪團參與,連具有代表性的台大學生代表大會也表決通過積極組隊參加。遊行的第二天晚上,一個叫作﹁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的組織,舉辦了一場未來在台灣家庭權益史上,注定會成為歷史新頁的會議。在這個甚至有著來自香港與中國同志代表參與的公開活動中,﹁伴侶盟﹂提出了他們對伴侶權益的主張,也報告了各國伴侶法定權益的發展近況。他們公開宣告:只要是台灣公民,國家就應該給予平等成家的相愛權利。

伴侶權益的爭取,在台灣才剛剛開始,但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早已不陌生。就在最近,一位伴侶剛過世的女同志告上美國聯邦政府。她認為一九九六年柯林頓政府時期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組合﹂的法案,嚴重影響她作為美國公民的平等權益。

在美國,雖然已有許多州開放或認可同性戀者的結婚權,然而,已婚同志在繼承伴侶遺產時,仍無法像異性戀配偶一般擁有免稅的待遇。受限於聯邦政府對婚姻所採取異性戀定義,這位已婚女同志的財產繼承,被視為是﹁兩個陌生人之間的贈與﹂,必須繳交龐大的稅負。

這個有膽量告上美國政府的公民叫做依蒂︵Edie︶,今年八十一歲,是IBM電腦工程師。她才逝去的伴侶叫作緹︵Thea︶,是一位在家工作的臨床心理諮商師。她們之間,有著一段已經被拍成紀錄片的浪漫愛情故事。

年輕的依蒂與緹相識於對同性戀仍很保守的六○年代,因為一見鍾情的共舞而彼此傾慕,相戀後決定結為終身伴侶。不幸的是,緹在四十多歲時即因多重硬化症行動不便,必須仰靠輪椅才能生活,然而,面對命運的捉弄,她們彼此扶持,在與病魔奮戰的同時,還經常參與社區與同志運動,無論在個人生命或公共參與的戰場上,她們皆是相知相守的伴侶。當緹病情惡化後,她們決定飛到加拿大完成合法結婚程序。婚後兩年,享年七十七歲的緹過世。

這個挑戰美國聯邦政府對婚姻定義違反︽憲法︾平等精神的訴訟,是否會成功,我們不得而知。可預見的是,作為一對已婚伴侶,她們現身說法的堅定愛情故事,扎扎實實地挑戰了我們對公平的定義。

一個民主社會的成員,為何可以坐視其同胞以生命實踐的終身伴侶經驗被國家否定?盡責納稅的公民,為何在配偶過世後,無法如同其他人一般被國家體制同等地對待?更何況,全世界已經有荷蘭、加拿大、瑞典、西班牙、南非等十個國家接受同性伴侶有同等結婚的權利;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丹麥、芬蘭、捷克等二十個國家則有民事伴侶︵civil union︶或同居伴侶登記制度,給予同性伴侶社會承認並提供法律保障架構。

台灣婦女參與公領域成常態

在私領域還是父權文化產物

台灣經歷政治上的民主已經超過二十年。由於婦女運動的努力,政治場域中開始聽到女人發聲,今年的選舉中也首次關注托育議題。然而,在面對非常私人領域的親密關係時,我們都還是父權文化的產物。

日常生活中總有人喜歡飆貶損對方母親的三字經,台灣還有全世界少見的抓姦產業與文化。有趣的是,與同性伴侶關係相比,我們的法律對於男人的多個異性伴侶總是寬容。同樣是贈與稅,孫道存爭取給無婚姻關係伴侶的贈與也要免稅時,大法官就十分肯定。

被視為英國﹁國師﹂、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社會學大師紀登斯,曾經因︽第三條路︾著作,被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奉為上賓。

可惜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與社會大眾,並沒有機會一讀他針對當代親密關係的大作。紀登斯認為,民主政治的微觀基礎,在於該社會中的成員經歷親密關係中的民主化||只有我們學會如何在親密關係中平等地尊重自己,以及另一個真實的生命,我們才能學會在民主政治中尊重我們所不認識的他人。

台灣社會需要走向親密關係的民主化。台灣的﹁中老年人﹂需要接受性別平等的教育。只有我們學習在每天的親密關係中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感情,我們才能在集體的公共生活中,實踐尊重差異的民主政治。



花博從來不只是花博

日期:2010-11-12      出處:財訊359期

淡江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花博從來就不只是一場博覽會活動。花博在都市轉型的意義上就是一個﹁城市巨型計畫﹂︵urban mega project︶。而我們對二○一○花博會的原本期待,也是一個城市巨型計畫的高度:

進入二十一世紀,花博會的辦理應跳脫開發主義的窠臼,改善影響環境的技術問題,且參與花博應帶給市民觀眾在體驗未來世界時的感動與經驗分享,而有助於環境、學習、自然、文化尊重等價值的建構。政府透過花博會資源,可設計出一個好的整合機制,讓民眾有參考施作的依據,同時擬定一個永續的政策計畫。

特別在台北市舉辦花博會,應著眼台北的都市轉型,開啟生態城市治理的新契機,讓花博成為生活大眾的參與機制,結合產業升級、城市轉型、市民參與,做出一個台灣在氣候變遷下城市治理的新典範。

可惜,期待落空。花博已正式開幕,至今官方宣傳焦點都集中在相關的活動、建築及周邊設施;鮮少關注台灣究竟有哪些引以為傲的花卉∕農園藝的技術,更不要說,如何透過這麼好的機會,帶著城市居民共同經營一個永續的城市而努力。整個花博耗費一二三億元,但除了過度娛樂化的廣告宣傳和片面化的口號環保,欠缺真正的價值和深度,更離都市轉型、提升永續競爭力等非常遙遠。

中研院研究指出,台北可能是全世界﹁熱島效應﹂問題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台灣西部的暖化速度,過去百年來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而台北盆地的暖化速度僅僅在過去十年,就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熱島效應可輕而易舉癱瘓城市的交通、醫療、社會安全系統,也使得城市的密集汙染更難以淨化、通暢。 

花博元年

城市就該是個肺

因此如何協助城市降低熱島效應的威脅,並藉機開創城市永續發展的生活與產業,應是台灣城市的共同挑戰,更應是台北市進行都市轉型的首要任務。在這個都市任務中,公園、綠地、樹木、農園、溼地等空間,都將躍升為不同於以往的重要角色,不再只是為了﹁生活品質﹂的休閒用途,更是為了﹁生存危機﹂的防災用途。

另一方面,只要逛逛書店,民生園藝、園藝治療或都市農園等介紹都是放在熱門區域,說明這個城市的市民已經將花草世界融為日常生活習慣。原本預期市政府可以藉由此一機會,帶著台北市民除了花卉之外,去拓展傳統對於公園綠地、農藝園藝的想像,並實踐一個永續發展的生活方式,一起為減緩熱島效應而努力。可惜如今整個台北市的政策仍是根深柢固的﹁發展主義﹂當道。甚至配合花博會所推動的許多建設,也都與節能減碳的永續方向相背離。

台北先天是一個群山環繞、綠水中流的盆地,雖擁有先天美景,卻也注定了熱島效應和汙染密集的挑戰。因此台北城市的未來應該像一個肺一樣運作,建立一套自淨自律的機制,以培養自我調解的能力作為基礎目標,這同時也是城市永續的生存之道。

正如作家張曉風將﹁二○二兵工廠﹂稱作﹁台北的肺葉﹂,引起社會大眾很多的回應。在﹁二○二﹂事件中,我們感受到這個城市對於自然的態度與認知已經慢慢轉變,市民已經認知到台北盆地本身就應該是一個肺!

從花博開始

﹁還我公園﹂運動

傳統思維是都市發展必須驅除自然、犧牲自然,而新的思維則是城市與自然可以共生,城市與自然交界的所在應該轉變成為一種生活的空間。藉由這一塊空間,讓城市居民開始學習與自然共生的經驗,也讓大自然週期性的自我修復能力在城市中發揮生態服務作用。

而台北市政府公布未來花博會的展館即使是臨時建築都將全數保留,繼續留在市民的公園綠地上。也就是說,我們至今沒有危機意識、沒有規畫觀念,任意挪用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作為都市設施用地,而不管都市公園綠地對於都市滯洪、排水、引風、防災等的重要性。

早在一九三○年代日據時期,日本政府便在台北市規畫了十七座都會公園,但是戰後承接日據時代都市計畫的國民政府,卻漏接了公園用地的重要性,導致如今這些公園幾乎全被占據使用,例如小巨蛋,早已不見公園的蹤跡。

過去都市計畫公園主要提供市民的休憩活動使用,而今天公園會是調節都市空間溫度、攸關保命的重要機制。花博會的展館既然決定留在原地,市民不應漠視原本台北已經不及格的公園綠地面積繼續縮減,讓這個城市加劇暴露在熱島效應和都市洪水的危機中。

因此我們希望發起民間﹁生態城市,還我公園運動!﹂訴求市政府應該將同樣面積大小的都市核心區公有地變更為公園,並同時將之開闢為生態取向的永久性公園。

我們更期待,在花博會開幕之後,市政府可以真正在氣候變化的生存危機下,將生態永續的作為,從花博基地大圓山地區擴大到整個台北盆地所有生活角落,以尋求這座城市的明哲保身之道,拉開真正永續的﹁花博元年﹂序幕。



超越希望的政治

博仲法律事務所負責人/文魯彬

 日期:2010-10-28      出處:財訊358期

故事可以從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說起。

當時我已卸任環評委員三個多月,但還是常到行政院環保署開會。那天出席台塑大煉鋼廠開發案的環評會議,為了白海豚的話題,我們與雲林縣議長蘇金煌等人起了口角,他們喊著:﹁那裡沒有白海豚。﹂一面跳到桌子上,會議主席完全沒有任何作為,我被激怒了,於是也跟著跳到桌子上與他們對峙,場面一陣混亂,終於恢復會議的時候,我起身想要喝水,蘇金煌便尾隨我至茶水間內,突然地毆打我,開發單位經理就站在他身後。

議長在環保署對我動粗

赤裸裸的身體暴力發生在一個像﹁環保署﹂這樣的政府機關裡,讓我受到很大的震撼,雖然茶水間內有環保署工作人員目擊了整個過程,所以我沒有受到很嚴重的身體傷害,但當我要求環保署的政風官員協助我逮捕現行犯,他們拒絕;我表達我想要報案,他們則要我自行去警察局。後來我控告蘇金煌傷害罪名,蘇的弟弟也以我在會場內與他們跳桌子對峙的行為,告我公然侮辱與傷害,幸好會場內許多攝影機都證實我並沒有觸碰到他的身體。

蘇金煌毆打我的案子從一審判決,到上訴至高等法院時,正式確定為六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在訴訟過程中,我只要求前科累累的他登報承認暴力犯行,並且公開承諾再也不會為了環境與開發的議題而使用暴力,但法院沒有採納。而他弟弟控告我的案件,我問檢察官對方﹁證據﹂明顯造假,為什麼不追蹤誣告?檢察官竟回答:﹁這是你們環保人士難免會遇到的風險啦!﹂

這起事件當時在一些環保或社運團體的報導或轉述中,被稱為﹁環評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但是整個過程對我最重要的意義卻在使我明白:社會運動無法有效對抗官商勾結的惡勢力,台灣無法單靠﹁運動﹂達到正義。比方說當所有的證據都顯示我沒有踢打蘇金煌的弟弟,但我不敢反控他誣告,只因為前雲林縣長張榮味的焚化爐貪瀆弊案,在一審宣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加上褫奪公權七年的情形之下,到了二審法院卻變成無罪,這在我心中種下對於台灣司法體制的嚴重不信任感。

我反覆思考這種無法信任體系的心情,以及所受的暴力對待,便無法不想到:在台灣社會的眼光裡,我是個來自﹁第一世界﹂的﹁外國人﹂︵雖然當時我已歸化中華民國四年︶。我是律師、擔任過環評委員,而我尚且要受到這般的暴力威脅,並承受一個傲慢的官方體系所加諸的無力感,那麼一個台灣社會中生活的普通市民,他必須承受體制所加諸的暴力,又會是怎樣的處境?於是,我開始思考台灣環境與社會運動﹁政治化﹂的必要性,同時積極地支持綠黨。

一九七七年、我大學畢業沒多久就來到了台灣,當時因為在學校主修漢學、修習中文並且深愛漢字,就來到了這﹁中華文化最後的堡壘﹂。光是到處可見漢字便覺得興奮不已,更深深愛上這塊土地上的人——台灣人友善、熱情、純樸而且好客。那時還戒嚴,很多人都把我當成好聊心事的對象——反正跟外國人談天,就算抱怨政治或社會問題也不會惹麻煩。那時的台灣,是一個還不像今天這麼高度商業化、都市化的台灣,街頭巷尾仍然有很多的柑仔店,也沒有大型連鎖賣場。但在我與台灣共度的這些年來,卻感到台灣學美國學得太多了,而這也造成對台灣社會深深的傷害——無論是就經濟環境、自然生態或者政治結構而言。

台灣的經濟發展喜歡以美國作為標的,將其掠奪式的耗費當成社會富強的表徵,這種對消費習慣的模仿犧牲掉了許多本來美好的現象,使得台灣也變成了一個跨國企業盤踞、速食文化充斥,而對土地愈來愈不敬重的地方;台灣的﹁兩黨﹂政治也與美國社會如出一轍,儘管歷史過程的內容不同,但是他們都以看似敵對的姿態、在施政的內容上主張完全相同的事情,以企業結合政府共同犧牲人民利益,他們在媒體上每天相互攻擊、操作人民彼此之間的仇恨,卻不觸碰人民生活的實質問題。民眾只忙著恨,當然沒有心思監督、議政。

台灣勿重蹈美式弊病

這樣失靈的、恐懼的政治,容易使人民沒有希望、對政治感到厭煩——這就是我認為綠黨在台灣社會參政,最重要的意義。綠黨提供的是一個﹁超越希望﹂的政治,不只因為綠黨的﹁綠﹂是樹葉綠、生機盎然的綠——換言之,不只是因為綠黨比較﹁環保﹂,也因為綠黨的﹁環保﹂是多面向的,它不只保護生態、還保護我們的政治與社會環境,透過這樣多元的環保,綠黨提供民眾充分參政的機會。讓政治直接面對我們的生活、面對我們每一個人生命處境的問題,因為它從生活的命題出發,讓人民有所選擇、有個﹁超越希望﹂的政治選擇。

我體驗過美國社會、美式生活方式的失敗,我認為台灣可以有別的選項,一個崇尚消費的社會不會帶來多元價值、反而會因資本無限擴張而消滅多元,一個為了競爭而競爭的兩黨輪替,也不會帶給社會更好、更誠實的政治品質,反而容易將人民彼此敵視的激情轉為一種矇騙社會的手段,讓民眾的政治參與逐漸退縮,使我們的民主變成空殼子:投票,會取代民主。

從這個角度思考,﹁綠黨﹂就是我們要跳脫如今的政治框架與社會困境,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出乎意料的環境運動風潮

日期:2010-10-14      出處:財訊357期

作者: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從今年初以來,台灣爆發一連串備受矚目的環保新聞。一月份,最高行政法院撤銷中科三期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三月份,台塑仁武廠發生嚴重的地下水滲漏事件,官方監測數據證實環保團體長期以來的指控。六月份,苗栗縣政府動用怪手剷平了即將收成的良田,這幕令人震驚的畫面上了國際媒體,也引發國內對於﹁強制徵收農地﹂正當性的質疑。九月份,逾千名學者連署反對國光石化興建,使得這項官民共同投資的開發案面臨龐大的阻力。此外,堅持不賣祖厝的彰化相思寮地主、受毒害而忍無可忍的麥寮居民、為了南港溼地下跪請命的藝文人士等,也讓更多公眾注意到台灣面對的種種環境危機。

在這一波波的環境運動攻勢中,受到圍剿的政府官員慌張失措,甚至已經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環保署長說,環評被撤銷的後果﹁請法院自行負責﹂。行政院長則說,被國光石化威脅的白海豚﹁會自動轉彎﹂,因為被強制徵地而自殺的苗栗大埔阿嬤是﹁有憂鬱症﹂。同樣地,被質疑從中獲利的財團也應接不暇,他們不是趕緊撇清爭議與自己的投資案無關,並搬出創業的神主牌來維持企業形象,要不然就是裝可憐,控訴社會瀰漫著了一股﹁反商情結﹂。儘管這些具有爭議的開發案最終結果仍沒有正式確定,但不可否認地,這一波環境運動風潮已經足以讓官商窘態百出。

為何會出現這樣意想不到的發展呢?我曾就這個問題詢問過資深媒體人與環境運動者,他們的答案通常是﹁時代變了﹂,以往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品質的作法已經不能再被民眾接受了。

昔日須靠受害者意識動員

這樣的解答看起來似乎有道理,就以國光石化的爭議來看,兩個主流平面媒體先後大篇幅地報導此事件,而且都是著重其負面的生態與健康衝擊。站出來連署反對的專家學者,也不是以往熟悉的運動型教授,而是具有高度威望的院士級學者。然而仔細審視,﹁時代變了﹂這種說法可能是站不著腳的。從中研院的社會變遷調查來看,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有八成八的民眾認為台灣的環境汙染﹁嚴重﹂或﹁很嚴重﹂。在一九九四年,也有六成四的民眾主張﹁環境保護比經濟成長更重要﹂,只有一成八是採取相反的立場。換言之,如果說台灣民眾價值觀的轉變是這一波環保熱的主因,那麼這場變革至少應該在十幾年前就發生了。

事實上,從台灣近期的政經演變來看,環境運動者應該是面對了非常不利的局勢。在二○○八年,以重振經濟為訴求之一的國民黨重新執政,環保團體能夠在體制內獲得參與空間也減少了。此外,理論上而言,持續停滯的所得成長與高漲的失業率,應會迫使民眾接受﹁重開發、輕環境﹂的痛苦選擇。

不過,這些不利因素並沒有澆息環保人士的熱情,他們反而持續開拓新的運動策略,用更新穎的動員形態,來發揮更強大的槓桿效應。簡單地說,在二○○○年之前,環境運動需要廣大的群眾動員作基盤,例如反核、反濱南、反美濃水庫等。無論是否實際上已經發生,受害者意識是最重要的動員媒介。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環保團體轉向採取體制內的策略,但是其成效卻十分有限。儘管蘇花高最後被擋了下來,但是環保團體也意識到政治人物的承諾是不可靠的︵例如核四續建︶,以及官方決策體制的保守性格︵例如二○○六年中科環評在抗議聲浪中獲得通過︶。因此他們逐漸撤出國家體制,尋找新的戰場。

網路對抗主流成另類武器

舉例而言,法律途徑在台灣的環境運動向來是低度發展的,原因在於我們缺乏集體訴訟的傳統,以往運動者也很少來自於法律學界。在中科三期的爭議中,儘管環評被環保署片面宣布通過之後,反對者仍鍥而不捨,在幾位義務律師的協助下,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的官司。所幸,台灣的司法獨立近年來已經獲得顯著改善,面對具有瑕疵的程序,法官也勇於指出行政部門的錯誤,並且明確地裁示停工的判決。

在國光石化攻防中,環保團體是處於極端的劣勢,從事砂石業的地方政治人物可以動員十輛遊覽車北上抗議,並宣稱反對開發者是﹁環保流氓﹂。

儘管如此,環保人士卻開展了﹁環境信託﹂的策略。他們極力宣傳濁水溪口的生態價值,發起全民認股買溼地的運動,以提供了白海豚的棲息廊道。在八月底時,已有五萬多位民眾願意出錢來守護這片珍貴的環境資產。

同樣地,在大埔事件中,真正將強制徵地提升為全國性議題的關鍵是公民記者的介入。在一開始,主流媒體對此事件幾乎是漠不關心,大埔農民的處境是可以合理預期的﹁漏網新聞﹂;然而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怪手破壞稻田以及無助農民苦苦哀求的影像卻深刻地烙印在觀眾心中。換言之,在這個所謂﹁有圖有真相﹂的視覺系年代中,關心台灣環境的行動者也掌握了另類媒體的武器,他們可以主動設定新聞議題,並且引導主流媒體的關注。

法律訟訴、全民認股、另類媒體等途徑,都是在缺乏政治力與群眾前提下所發展出來的環境運動新策略。這也顯示了台灣的公民社會仍是朝氣蓬勃,不斷地開展與廣大社會對話的機制。對於其他社會運動而言,環境人士的成功操作也是具有啟發性,只要敢勇於突破,推動進步政治的努力會有應有的回報。Ψ



日期:2010-9-1    出處:財訊354期


作者:台灣大學新聞所副教授/洪貞玲


重創南台灣的莫拉克風災屆滿一年了,就在周年前後,媒體競相展開大篇幅報導;但是,回顧過去一年,災後重建在主流媒體上彷彿不存在。對於關心莫拉克風災的人而言,如何得知重建的訊息呢?我發現,許多災民與關心的人,持續記錄災區的動態,他們默默地努力,透過公民新聞平台散發出微弱的光亮。


我認識一位屏東年輕人,網路名字叫風翦樹,曾在台北電視圈工作的他,由於對日益惡化的電視環境感到無力,退伍後返鄉做社會服務。風翦樹告訴我,八八風災後,他前往探視自己曾拜訪過的八瑤部落,發現部落裡的教堂、民宅,有一半地基都已被淘空,這些位於恆春半島山區的民宅,隨時都有掉到太平洋的危險。部落裡多剩下老人小孩,也不知道為自己的災情發聲、求助。風翦樹隨後把八瑤部落的災情放在網路平台播送後,結果地方政府前往勘查,

將八瑤列為災

區,八瑤的老人家也因此得到應有的救援與資源。


風翦樹後來加入了記錄、串連災區行動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http://www.88news.org/︶,這個新聞網由一群災民、在地組織、(NGO)工作者以及熱心年輕人組成,跨距離合作,持續發布災區資訊。


屏東還有個來義鄉,屬排灣族部落,山裡原有個叫大峽谷的美麗風景區,吸引高屏地區遊客前往度假。風災後,大峽谷被山上崩塌而下的土石掩沒,清澈的河水與溪谷不再復見,只剩下堆高了三十公尺的石頭路。實地走訪之後,我發現來

義鄉自然景觀所受損害,與備受關注的高雄小林村不分軒輊,所幸當地居民走避得快,家毀人平安。


來義鄉的災情,在主流媒體的能見度極低,靠著在地原住民在第一時刻把災情傳到網路上,才引發關注。去年八八上午,連接泰武鄉佳興村與來義鄉大後村的泰義橋被大水沖斷,當地居民不知情下連人帶車摔下斷橋面、車底朝天,原住民達固達固子及時拍下這個驚險畫面。一年後,重回斷橋現場,告訴我們風災一年後,斷橋仍舊沒有修復。

公民新聞   要平台黏著劑

 

屏東很多部落都不是重點災區,要不是這些人的耕耘,他們的災情及重建的進度更難被外人得知。這些人都是nobody,經年累月地關心自己所在的社區,記錄周遭大小事,分享給更多人知曉。他們沒有受過專業的新聞訓練,也沒有主流媒體作為後盾,但是卻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的影響力。這些人有個共同的名字:公民記者。

傳統上,新聞是由一群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透過採訪、撰稿、呈現出來的報導,透過大眾媒體傳達給閱聽人得知。不過,網路普及以後,一般人也可以在網路上發表意見、提供訊息,再加上數位相機、錄影機普及、容易操作以後,一般人想要記錄日常見聞、提供訊息給別人的機會大增。因此,如你我一般的公民也可以寫新聞了,公民新聞成為全球盛行的現象。

近年來全球矚目的意外事件,都有公民記者的身影。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四年的南亞大海嘯、隔年卡翠娜颶風襲擊紐奧良以及倫敦地鐵的爆炸案,這些事故發生得突然,媒體記者很難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只有親身經歷者用他們的手機、相機拍下最即時的災難場景,填補主流媒體的不足。美國西雅圖的反全球化示威、中國廈門的反PX化工廠遊行,參與者記錄、上傳抗議畫面,突破政治的封鎖。

我們也不能對新科技的力量過度樂觀。依靠網路無遠弗屆,依靠公民路見不平的正義性格,有了獨特的影像紀錄又怎樣?在茫茫網海中的零星新聞影像要如何被看到、被注意到,形成眾志成城、造成改變的力量呢?原子化的個人若是沒有形成社群、相互對話,仍然是一盤散沙。有了科技魔力,有了熱心路人,也要有將沙子聚起來的黏著劑才行。

說到這裡,在台灣的公民記者,大概沒有人不知道PeoPo http://www.peopo.org/︶,PeoPo 就是前面提到的一款黏著劑。這個黏著劑是一個網路平台,由一群人架設、經營,讓熱心公民可以到這個平台註冊、發表新聞。不只如此,PeoPo 還教公民怎麼製作新聞、怎麼上傳影像,PeoPo 團隊還一年到頭在台灣各地辦公民記者論壇,讓在地公民記者和社團面對面,討論地方重要議題。

 

一步一腳印   累積改變能量

放眼全球,這樣經營公民新聞社群的還是頭一遭。經營PeoPo 的是台灣公共電視的一個小部門,據發想這個計畫的公視前總經理胡元輝說,PeoPo 是公共電視要與網路世代接軌、開創新的公共服務的重要方法。有了前瞻的想法之後,重要的是「用做社會運動的精神在經營公民新聞平台」,PeoPo的召集人余至理如是說。

成立不過三年,PeoPo 已經有四萬二八八七篇報導︵資料截至八月二十五日︶,超過三千六百位公民記者註冊,還有二百個NGO加入。他們不只持續關心八八風災,也守護台灣的環境、社區、文化、教育等。去年發起的搶救花蓮七星潭運動、台灣各地接續的保護老樹議題、以及最近苗栗怪手開進農田事件,都有公民記者參與、記錄、串連、進而行動的盛況。

看到PeoPo團隊以及熱心公民的努力,憂喜交雜。這兩年來公共電視爭議,在政治惡鬥下失去了方向,不知所為何來。但是公共電視基層工作者的努力,它能與公民社會產生聯繫的強度,才是讓公共電視之所以成為公共的關鍵。

民主是台灣社會蛻變轉型的核心價值,可是我們的政治對立、媒體沉淪,讓我們漸漸失去深化民主的養分。當代議民主、大眾媒體無法滿足民主需求時,只有公民一步一腳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對社區的關懷、掌握發聲的工具,凝聚改變社會的能量,這才是民主。透過公民新聞的實踐,我彷彿看到台灣民主的一線光亮。Ψ



揭開浮濫徵收之謎


日期:2010-9-1    出處:財訊353期


作者:徐世榮 /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系主任、教授


我國的土地徵收向來相當浮濫,近日來竹南大埔、二林相思寮、後龍灣寶、竹東二重埔、竹北璞玉計畫、東北角田寮洋等徵收案,充分顯現了這種現象。

政府為何輕易啟動土地徵收?眾所皆知,我國政府是負債累累,財政問題相當的嚴重,但是地方建設又是勢在必行,那麼,建設所需的經費要從何而來?土地利用計畫變更、工業區開發及土地徵收就演變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業務,因為彼等能夠為政府創造財政收入,也就是說,地方政府透過土地開發(或炒作),獲得地方財政的部份挹注。

工業區開發僅是個幌子   地方成長機器已成怪獸

由於農地不課稅,因此政府透過都市計畫的新訂或擴大,讓農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藉此徵得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經由區段徵收取得大面積可建築用地,透過它們的讓售或標售,獲得大筆資金。晚近,這個重要開發手段不斷地在變形,由「抵價地式的區段徵收」(如竹南大埔、竹東二重埔等)逐漸演變成「預標售式區段徵收」(如中和華江橋西側開發案、東北角田寮洋、及林口A17平價住宅等),政府及建商財團合作,作的是低成本高獲利的生意。

由於土地徵收的進行一定要有增進公共福祉的表面理由,如此才得以名正言順,因此,政府藉由不斷地興建各式各樣的科學園區、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產業園區、或大學校區等,在增加就業機會及提升經濟成長率等口號的掩護下,讓土地徵收得以獲得形式上的合理性。

政府不僅徵收了各式園區所需的土地,更在園區外,大規模地劃設許多以園區為名,但實際上卻與園區毫無關係的「特定計畫區」或「新訂都市計畫區」(例如,竹南大埔及竹東二重埔皆是),政府並動用了區段徵收手段,來取得計畫區內的土地。

這也就是說,許多園區或計畫區的開發,其真正的目的並非是為了工廠的興建,而是為了園區及其周遭土地的炒作,這是長久以來政府持續開發工業區的秘密,而這也就是工業區土地閒置率高,使用率低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們看見一個相當矛盾的現象,即各式園區內都還有許多空地,但政府開發新園區的腳步卻是絲毫不歇。

其實,透過這套機制運作的得利者並非僅是地方政府而已,以地方政府為核心的土地開發集團更因此獲得龐大利益。這主要是因為土地與一般商品不同,它具有獨占性、不可增加性、及不可移動性等特質,當土地轉變成為商品之後,將可創造出龐大的超額利潤,因此,它也成為地方派系的最愛。

地方政府與建商、財團、及派系密切合作,結合成為土地開發的成長機器(或是怪獸),這個怪獸具有嚴重的嗜土性,土地炒作是這個機器的最主要利基,經由土地利用計畫變更及區段徵收的開發手段,這個怪獸不斷地吞噬都市周遭的農地、山坡地及其他非都市土地,並將其轉變成為可出售的建築商品,藉由誇張及迷惑的廣告行銷,在市場上交易,這使得地方成長機器獲得驚人的利益,但是卻也造成了我們生存環境的不斷惡化,及人民憲法基本權利的遭受剝奪。

違背土地徵收本質    劫貧濟富及欠缺社會公義

土地徵收其實有著非常嚴苛的前提要件,它不應輕易的被使用,更不應成為土地開發的工具。例如,土地徵收的首要要件即是它必須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所謂的公共利益是個不確定法律概念,它必須經由嚴謹的行政程序來予以體現,這也就是說,公共利益的定義及其內涵,並非是由政府行政官僚單方面就可以決定,而是要開放給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方民眾共同參與,彼此透過誠心的對話及溝通,踐行公平公開的法律程序,來共同形塑公共利益的內容。不過,我國現行的體制卻完全缺乏這個民主參與的機制。

另一方面,土地徵收也一定要有其必要性,並且是要以其興辦事業之所需為限。當我們的園區內仍然有許多土地閒置時,再次的徵收私人土地來興建園區即明顯違背了土地徵收所需的必要性原則。再者,土地徵收絕非是用地取得的優先手段,更非是唯一的手段,換言之,它應該是最後、非常不得已的手段。但是,長久以來,政府部門承繼了過往威權時代的陋規,習慣輕易啟動徵收手段,這使得我國土地徵收件數甚多,是各先進民主國家根本看不到的怪異現象。

由眾多的土地徵收案,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成長機器專挑社會弱勢下手,欺負老農年長,無法抵抗強權的凌遲。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成長機器從事建築業及不動產的開發,他們將地價炒高炒熱,由房地產的買賣中獲取鉅額的利潤,苦的是一般中下階級,許多人無力購屋,縱是買的起,也背負著龐大的貸款,成為一輩子的屋奴。

老農因土地的被徵收,正在暗夜裡泣訴,無法忍受痛苦的,甚且是自我了結;另一方面,高房價也讓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活的很辛苦。遺憾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竟然是活在一個劫貧濟富、雙層剝削、及嚴重欠缺公平正義的社會!          

Ψ


幽靈航班、烏龍談判與民主失靈

日期:2010-8-4    出處:財訊352期


作者:賴中強 / 執業律師


今年614日,松山機場與虹橋機場對飛首航,郝龍斌市長搭乘華航CI201班機抵達上海,迎接他的包括上海副市長沈駿、國民航總局副局長夏興華。郝市長下飛機後,難掩喜悅地說:這真是「美夢成真,歷史一刻」。郝市長隨後四天行程,參觀世博,會晤上海市長韓正,韓正說:虹橋機場與松山機場直航,是今年「上海-臺北雙城論壇」的成果。

曲折的談判身分

兩位市長一搭一唱,似乎忘了不久前的直航增班談判。在郝市長虹橋之旅三週前,52122日,兩岸在台北進行直航增班談判,方主談代表是民航總局運輸司長王榮華,台灣主談代表是民航局副局長王德和。值得玩味的是,兩人代表誰來談判呢?方說是「大陸海峽兩岸航空運輸交流委員會」與「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談判,民航局說是「兩岸航空主管部門第三次溝通工作會議」,調民間,我方說是官方,「一個談判,各自表述」。原來,兩岸官員分別以兩個民間團體「顧問」名義上談判桌。談判身分的曲折,反映兩岸迄今無解的政治歧見,也預告這場談判的波折。

依據民航局新聞稿,這次談判達成「重要成果」:1.雙方每週客運總班次由270(135),增加到370班(各185班),雙方業者各增加50班。2.航點增加虹橋、石家莊,虹橋限定與松山對飛並以614日為首航日。3.每週增加50班客運:虹橋14班,北京4班,深圳4班,其餘28班必須有20班用於廈門或福州(「海西」)。

紅眼航班與幽靈航班

民航局急於達成614日松山虹橋對飛,把郝市長送到上海的「政治使命」,似乎忘了,照陸委會先前說法,兩岸航班應增至每週500班才符合市場需求,增加100班,離目標值還差130班,「任務達成率」是百分之四十三。

壞消息不只如此,我方增加50,除了松山虹橋14614日起「使命必達」外,原訂飛北京及深圳各4班,國核准全是凌晨起降的「紅眼航班」,華航北京飛桃園半夜二時半起飛,旅客必須紅著眼不睡覺搭機,業者營運困難,只得取消航班。兩岸航班分配,我方時間帶不良情形,益加嚴重。

更離譜的是:其餘28班,包括業者原訂七月底開航飛青島、南京航班,申請全被方打回票,理由是我方違反「每週新增班次應有20班飛海西」約定,而這些「幽靈航班」機票業者早就開賣,業者被迫緊急下架,並處理善後。

烏龍談判

為什麼會有這樣烏龍?民航局719日新聞稿輕描淡寫說:5月間陸方要求新增50班應有20班飛「海西」,我方回應「原有每週135班,照去年簽訂『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並未限制業者調整航點,業者可視需要調整營運航線與班次,從『海西』改到其他航點」,陸方也表示無法禁止原航班調整。之後,我方在624日通知陸方新航班配置,陸方遲至714日回函,要求在原有135班不調整航線情況下,將新增5020班用於「海西」。也就是,既有135班已飛「海西」班次不得減少,增加50班也要有20班飛「海西」。如果民航局說法為真,那是我方代表過度信賴對方口頭承諾,重要談判條件竟沒有「白紙黑字」約定,已是嚴重失職。

然而,似乎沒有這麼單純,立委蔡煌瑯指控:馬政府應對岸要求,陣前換將,將主談代表由林信得換成王德和,造成對方予取予求,是談判失利原因。對此,交通部長回應「人不是那麼關鍵」「否認陣前換將是造成兩岸航班認知差距主因」,已間接證實蔡煌瑯「應對方要求,陣前換將」指控非虛。再者,廣新聞報導:5月份談判,雙方曾達成共識研擬「換函文本」草案,加入相關描述(「海西」航班為:20/185),與我方理解相同;不料,六月初配合虹橋航線開航,對岸翻盤,不同意20班納入總量,我方為了讓松山虹橋順利開航,被迫將相關文字刪除。如此報導為真,那是我方代表為了配合政治人物的「美夢成真,歷史一刻」,犧牲國人與國家長遠利益,背棄職責。

民主失靈

平常不關心政治的人,也不得不對這樣的烏龍談判憂心。未來兩岸談判會越來越頻繁,議題越來越廣泛,如果談判官員對於我方權益重大事項竟依賴對方口頭承諾,如果官員把限期達成上級政治任務,看得比維護國人與國家長遠利益重要,如果談判過程,對方可以要求撤換我方談判代表,那還會發生多少類似「紅眼航班」與「幽靈航班」事件?

民主國家防止官員濫權、失職,有賴機關與機關間監督制衡,而烏龍談判肇因於民主弱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授權談判的民主監督機制,先天不良,馬政府上台後,更便宜行事,規避現有法制監督機制。這次烏龍談判,被規避的監督機制包括:一、民航局及航空運輸同業公會似未將協議草案「報行政院同意」,連行政機關內部自我監控都沒有做到,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二、直航增班談判是「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的修正補充,卻沒有送立法院審議備查,至今,國會無從監督,國人連協議文本也看不到,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第二項。三、直航航點、航班數變更,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主管機關於實施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直接通商、通航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前,應經立法院決議;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政府急於達成614日松山虹橋對飛,未經立法院決議,違法先行實施,造成協議內容不明、秩序大亂、民眾權益受損,而立法院竟無動於衷?
       
更重要的是,立法院對於官員未盡責談判所簽訂的協議,可否要求修改並重啟協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並不清楚。立法院修改不代表我方「翻桌」不談了,而是要求官員以更審慎的態度,為國人權益把關,把先前疏忽沒有談好的事,再談清楚,民主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這次烏龍談判對國人的最大啟示為:制定《兩岸協議訂定與監督條例》刻不容緩。
Ψ



倡議進步價值 也是做公益

日期:2010-7-21    出處:財訊351期


作者:陳昭如 /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守護民主平台執委、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法學與法律史

七月初,搜尋引擎巨人GOOGLE宣布了為擁有同志伴侶關係的美國員工加薪的新政策,以補貼她/他們為伴侶及其扶養對象的醫療福利所承擔的額外稅金,並且將同志伴侶納入家庭醫療照顧假的範圍內。據估計,相較於相同條件的合法夫妻,美國的同志平均每年必須為伴侶的醫療福利多負擔1069美元的稅金。曾經公開反對加州的反同志婚姻公投的GOOGLE早就名列同志友善企業之列,分析家更預估GOOGLE的這項加薪政策將在高科技產業雲集、競爭激烈的矽谷引起連鎖效應,成為其他同業仿效的對象。

六月下旬,內政部長江宜樺也宣布了一項新政策,要求所屬各單位每年至少舉辦一次未婚聯誼活動,內政部本身也將至少舉辦一場大型的未婚聯誼活動,增加未婚公務員交友結婚的機會,並且希望民間企業起而仿效,提供單身員工更多聯誼交友的機會。這是內政部繼青年成家方案之後,又一次為了因應單身人口增加、生育率低迷所採取的措施。

兩種員工福利政策,背後是兩種不同的價值。私人企業的GOOGLE為了矯正歧視同志的聯邦法律而採取補貼措施,所擁抱的是「不因性傾向而遭受不利待遇」的自由與平等價值。內政部為了推動鼓勵結婚生育的政府政策而規劃公務員福利方案,所倡導的是「男大當婚女當嫁」的家庭價值。兩種政策都可能產生連鎖效應,這也意味著兩種價值的擴散:當越來越多企業採取同志友善政策,同志人權也會隨之提升,人們的性傾向與家庭型態選擇也將更為自由;當越來越多的政府機關與企業為員工牽線作媒,結婚生子的理想人生道路就更加鞏固,而單身、不婚伴侶或同志的處境也將更為不利。雇主與受僱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在在影響了社會中人們的認同與實踐,包括各種親密關係的組成與分工方式。

「雇用政策」也是一種「公共政策」,不止決定了員工的待遇,也塑造了公民的身分與地位。當照顧小孩、老人與病人被當成是與職場無關的家庭責任,準時上下班、完全配合工作需求、必要時能夠賣命加班的才是好員工,而承擔照顧工作的人當然也就不是理想的員工。當生育被當成是有礙工作表現、增加政府與企業成本的事,懷孕的女人與母親當然不適合留在職場,因此「工作與家庭的兩難」成為主要是女人在面對的兩難。當社會上將異性戀視為正常、將非異性戀者視為「偏差」甚至變態,將結婚生子視為常態、將單身不婚與同志視為異常,雇主對於異性戀者的偏好、對單身和同志的排拒也就變得理所當然。當員工伴侶的福利只限於合法婚姻的配偶,人們不結婚、或與不能結婚的伴侶在一起,就成為一種不利的選擇。我們很容易將各種「問題」歸諸於人們自己的選擇,卻很少去追問人們做選擇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有些選擇被偏好、而有些選擇卻被污名與邊緣化?GOOGLE政策的目的在於避免同性伴侶關係成為「不利的選擇」,而內政部的政策則致力於讓異性戀婚姻成為「被偏好的選擇」。

正是因為雇用政策的公共性,我國的勞動相關法規明文規定,不論公家或私人的雇用政策,都不能違反憲法所保障的自由平等價值。就業服務法中訂有反歧視條款,禁止雇主基於性別、性傾向、種族、階級、國籍、婚姻等事由,對受僱者和求職者予以歧視。性別工作平等法更進一步打破「男人養家」與「女人持家」的性別分工,要求職場必須承擔照顧責任。而身心障礙者與原住民的比例進用規定,更是矯正弱勢歧視的重要措施。不過,這些法律的落實程度卻相當有限,也遭遇不少反對力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反歧視政策為雇主與政府增加了許多成本,而成本的增加意味著競爭力的降低。

也許我們可以來重新思考「成本」與「做公益」的意義。擁有20600個員工的GOOGLE內部的同志社群有700位左右的成員(她/他們自稱為Gayglers),這當中可能包括支持同志權益、但本身並非同志的員工,而同志員工也不見得現身加入此社群,因此我們無法精確估算能享受此福利改革的GOOGLE員工的數字。而在被問到這次的同志福利政策將為公司增加多少成本時,GOOGLE的人力資源部副總Laszlo Bock拒絕回答確切的數字。他說,公司的支出會增加,但更重要的是作正確的事、讓員工享有平等的福利。而媒體的分析報導更指出,同志友善的福利改革政策讓GOOGLE在競爭激烈的高科技產業中更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換言之,企業成本增加了,但競爭力也隨之提升。這更是以反歧視來「做公益」的福利政策。「做公益」不只是「救苦濟貧」:認養流浪狗、捐助風災與地震受災戶…,倡議進步價值,也是「做公益」,也有助於提升企業形象。為未婚員工牽線作媒的福利政策,或許也造福了一些員工,但並沒有讓員工享有平等的福利,甚至可能違反就業服務法禁止婚姻歧視的規定。這不是做公益,而是善意父權的表現。

更進一步來說,反歧視的雇用政策不只可以讓職場更自由而平等,還可以創造實踐民主的條件,讓整個社會也更自由而平等。舉例來說,「誰請育嬰或家庭照顧假」這個問題不只涉及「收入與支出」的計算(由誰請假比較划算?),也關乎性別分工(誰適合照顧?)、性傾向認同(同志伴侶算不算家庭成員?),更是一種民主的實踐(如何決定誰請假?做成決定的條件為何?)。企業的照顧友善政策,可以讓「誰來照顧」的選擇決定更加民主,因為照顧者不會變成職場上的不適任員工。

進步價值從來就不是競爭力的殺手,問題在於:我們要什麼樣的競爭力?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我們需要更多企業在救苦濟貧的同時,也以倡議進步價值的方式來「做公益」。

Ψ

ECFA:「中國限定」的序曲?

日期:2010-7-8    出處:財訊350期


作者:吳介民/ 

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臺灣與中國簽署經濟協議,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環。但是ECFA的作用不止如此,它還是一種「雙邊特殊區域化」的貿易鍵連,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並牽動區域權力結構的均衡。在此之前,兩岸政治經濟變動,是二十年來雙邊「同床異夢」的發展結果。但,若以ECFA為起點,一個主要政治作用將可能是:讓北京為過去二十年兩岸進程做總結,

兩岸關係二十年來的基本態勢:經貿躍進、政治僵持、社會疏離。一九九一年,台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根據中方統計是八.六億美元;而台方統計只有一.七億。二○○八年,台方統計對中投資一七億;累計一九九一至二○○九年,台灣對中直接投資八二三億美金;而這個數值仍可能低估,因為牽涉到台資的跨國操作避稅避險因素。兩岸貿易額在一九九年只有三.四億美元,占台灣外貿總額.三%。二○○八年到達九四二.九億美元,占台灣外貿總額的一九.五%。從國際經濟分工結構變遷來看,這二十年,台灣的位移非常巨大。

台商對中投資帶動了兩岸貿易,也改變了原來台灣與美、日之間的貿易結構。在冷戰時代,美國一直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到了二○○五年,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台灣對中國貿易額達六八億,首度超越美、日兩國。中國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從中方角度,二○○八年,中國貿易總額二兆五六三三億美元,兩岸貿易為一二九二億美元,台灣位居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

在這個新的國際分工中,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許多台灣的原料與半成品,先出口到中國組裝,再外銷西方市場;台灣對中國享有相當大比例貿易順差。這樣的貿易結構變遷,與冷戰時代台灣對外之貿易結構仍有一定的延續性。但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深化,中國對台的影響力日益增加。

對於區域間經貿關係之政治後果的評估,一向有兩種迥異的見解。從新自由主義制度論的角度:兩岸經濟互賴整合,除了雙贏,還讓台灣對中國擁有柔性影響力;台資與台灣人經營團隊,對於中國東部沿海工業化有很大作用,包括資本主義管理制度的移植與模仿創新。但是,從現實主義觀點看:兩岸經貿量的增加,使台灣更依賴中國;尤其,中台之間巨大的權力不對稱,使得經濟依賴對台灣的風險更高。以上兩種論點都只看到一部分事實。倒是現實主義觀點,隨著中國開發國內市場購買力後,將更具解釋力。

近年來,中國政府改變發展策略,將對台灣產生深遠影響。「開發大西部」、「家電下鄉」等政策,嘗試將三十年來傾斜東南沿海的外貿導向工業化策略,調整為兼顧內地發展的國內市場導向工業化。這個政策轉向遭到龐大既得利益抵制,尤其是東部加工外銷都會區的利益。然而,這個轉向中國也不得不試,因為隨著國力增長,對美國霸權的警戒,經濟民族主義的重新抬頭(一些「新左派」論述屬之),以及拉近東西區域差距的要求,不斷給中央壓力。最近富士康事件、本田罷工引發要求加薪潮,中國各地政府趁勢提高基本工資,這趨勢長期而言有助於提升底層階級購買力,也有助于中國發展內需市場。

隨著中國國內市場逐步擴張,北京有意藉之增強對台影響力,讓台資更深入參與到內需市場結構之中;「海西區」(「台灣海峽西岸經濟區」,以福建為主體,涵蓋浙南、贛南、粵東等地)只是其中一環。當越來越多台商依賴中國內銷市場,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結果將不再侷限於過去二十年的格局,北京將享有更大、更直接的對台政治影響力。

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給予東南歐鄰國特殊貿易優惠,藉此操控這些小國的政策。此類意圖,是台灣與北京簽署任何協議時不容忽略的因素。馬政府一直得到北京相當程度的「關照」,包括ECFA談判,北京宣揚「讓利」。北京何以讓利?長程當然著眼「統一」,中短程則是「套住」台灣,使之往法理獨立發展的選項變得困難。讓利政策類似中國帝制時代,朝廷(宗主國)對於四夷(進貢小邦)的恩庇姿態。

經貿深化整合之後,北京對台如何施展影響力?北京以其雄厚的經濟規模與財政能力,將台灣視為一個特殊境外地區,通過給予優惠政策(貿易、投資、市場分享)而形成某種對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目前由國共兩黨壟斷的海峽談判,排除反對黨與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隨著跨海峽資本聯盟的形成,在台灣國家機構中形成強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北京藉這些機制,形成對台決策影響力(例如否決權、政策發動權力、政策干擾權力等)。

近年來,中國對台的影響力槓桿已明確發生作用:二○○八年陳雲林來台引起馬政府過度維安事件;二○○九年熱比婭紀錄片事件,國台辦與台灣的旅遊業者同步對高雄市政府施壓;旺旺集團在台灣購買新聞媒體,即是跨海峽資本影響台灣輿論的一例。ECFA談判階段在台灣引發爭議,傾中媒體大力宣傳,立法院內政商集團則直接對行政部門施壓。例如,立法院財委會通過決議,應將金融業者是否積極宣傳ECFA對台灣的益處,納為審查是否核准其赴中國設立營業據點的標準之一。有立法委員在審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時說「公開反對ECFA的縣市長,統籌款不能增加。」從這些事例,可以合理推測:隨著ECFA的簽署、中資大量購買台灣企業與資產、以及台資的「中國內地化」,跨海峽政商聯盟將成為內建於台灣政治體制的一環

中國對臺的影響力,將由外而內層層滲透進來,制約臺灣的外交與涉中政策制定。但臺灣也不是完全沒有施展反向影響的著力點。如何不讓「中國限定」成為既定事實,是臺灣在未來區域權力結構關中最大的挑戰。



「早收清單」只是冰山一角(原題目:ECFA的「早收清單」只是冰山一角但問題不小)

日期:2010-6-24    出處:財訊349期

作者:洪財隆/ 

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隨著「早期收穫清單」的訊息陸續傳出,兩岸簽訂ECFA(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顯然已經進入最後的緊鑼密鼓階段,主張者認定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承接或配合當然毫不遲疑,反對者或質疑的人則直指這是「浮士德交易」,擔心台灣

與魔鬼打交道後,靈魂(主權與經貿自主權)從此點點流失。

或許有些誇張,不過既然對中態度(遠離、等距與更近)是台灣政治的最大切分點(Political cleavage),有一方打帶跑或匆忙營造ECFA這種比WTO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引發另一方反彈也就不足為奇。

而除了惱人的政治問題之外,ECFA洽簽過程也凸顯不少技術層次問題,其中要以看似高明,但後遺症不小的「早收清單」設計最值得玩味。

ECFA因有「早收清單」,所以必然涉及關稅減免與服務貿易開放,因此屬於FTA(自由貿易協定)無誤,顯然不只是一個架構或框架。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一旦完成FTA簽署,締約方必須將「一定時間內完成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的「計劃與時間表」”plan and schedule”通報到WTO「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聽取建議並「研擬修正」,同時周知其他貿易夥伴

「一定時間」的長短如依WTO明文規定一般為十年,例外情況則另議,少數FTA的自由化時程的確有到15年。「絕大部分貿易」雖有爭議,但慣例至少也都有八成以上的貿易額或項目。

問題來了,首先是根據經濟部日前的說法,「ECFA文本沒有明定自由化完成的時間,而以盡速完成」作為替代,顯然有意迴避WTO「一定時間內自由化」的規範與部分國人的質疑。這種便宜行事作法能否通過WTO的實質審查,恐怕也大有疑問。

其次,兩岸目前可貿易項目將近一萬一千項,而現階段早收清單頂多510項左右,項目比率不到5%,就金額而言也只佔台灣出口到中國貿易額不到15,涵蓋產業甚至只涉及紡織中上游、石化、汽車相關零組件、機械等。總而言之,從各種標準來看都談不上符合「絕大部分貿易」。雖然未來會繼續談判,持續增加內容,但既然雙方已決定在六月底、七月初就要簽署ECFA,八、九月間完成立法院審議,並大約在明年初通報到WTO秘書處,所以現在幾乎可以斷定,ECFA至少一開始已經很難完全符合WTO規範,也就是無法在明年初就提交一份「一定時間內完成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的「計劃與時間表」「先簽ECFA,其他的以後慢慢再說」,至少就經貿法理上,其實真的存在不少矛盾。

總的來說,FTA的自由化進程,時間上可以慢或有彈性,但意圖自由化的範圍與進程理當儘早公布與透明,不只是WTO或兩岸的經貿夥伴有此需求,國內的產業界更需要瞭解,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是否名列早收清單、何時會開放都完全不確定,徒增經營困擾。

當然,政府現在不願公布ECFA完整的自由化的範圍與進程,用意甚明,因為怕引起國內與中國進口品競爭產業的反彈,而讓ECFA節外生枝,但也從此注定ECFA的洽簽很難光明磊落,倒未必一定是來自於政治原因。

說到這裡,可能可以來段小歷史,或有助於瞭解GATT/WTO架構下的FTA規範,何以訂定出參與國家必須「絕大部分的貿易自由化」。二戰結束前夕美英兩國共同商訂全球政經秩序,有鑑於1930年代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不利於和平與繁榮,決定透過多邊主義來完成經貿自由化的目標,其中GATT的成立與「最惠國待遇」(一視同仁)原則的採用,可說是最大的成就。但主要由於英國想要保留與其戰前殖民地的特殊安排,而美國也考慮可能會與加拿大發展出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所以同意在最惠國待遇的架構下開個小窗戶,包括FTA(自由貿易區)與關稅同盟。

但由於深怕這種優惠性的貿易協定過度蔓延而危急多邊體系,所以設下門檻不低的規範,主要就是上述一再提及的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

「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雖然語義模糊(律師訂定的),但確實阻擋了不少經貿自由化決心不足的國家,簽訂假借自由貿易之名,但行彼此交換特定優勢產業之實的所謂”dirty FTA”,亦即產業涵蓋範圍或產品有限的自由貿易協定。此一原則在歐洲經濟整合之初受到些損傷,主要由於當時美國為鼓勵歐洲整合以對抗蘇聯威脅,所以對 1952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部門別協定)明顯違反「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視而不見。

再者,FTA要求「絕大部分貿易自由化」也另有經濟效率的好處,有利於多發揮「貿易創造」(FTA生效後的貿易,因彼此更充分分工而來)且可避免因更多的人為選擇而導致「貿易轉移」(FTA生效後的貿易因排擠其他國家而來)等負面效果。

最後,ECFA等於是台灣在跟最大的貿易夥伴,亦即中國簽署FTA,無論是就兩岸交往模式,或台灣內部產業調整與勞動市場衝擊來看,影響都相當深遠,關心重點當然不該只放在早收清單上。

Ψ


中國模式的多重矛盾

日期:2010-06-10  

作者:張鐵志  

出處:財訊 348

作者:張鐵志/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中國崛起顯然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現象。2008年之後,中國的身影在世界上更為巨大:他們在華麗的開幕式中舉辦了奧運,並且當全球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時,中國仍然屹立不搖,甚至和美國共同被稱為G2

因此這兩年國際上熱烈討論所謂「中國模式」。許多西方人過去以為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世界的整合,中國終會證明「歷史終結論」,會走向西方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但逐漸許多人發現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期待,不少人更進一步合理化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其擔任啦啦隊,如最近在台灣出版的兩本新書《中國大趨勢》和《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國內當然更具民族自信心,充滿香港作家陳冠中比喻的「盛世」感。這兩年正逢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所以在回顧與展望時,許多學者開始進一步建立所謂「中國模式」的理論,強調其優越之處。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確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特別的道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1年,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模式」一詞,因為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垮了,中國卻在八九天安門之後繼續執政。2004年,美國人雷默(Joshua Cooper)提出中國道路是不同於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而可以稱之為「北京共識」。

所謂的中國模式大體上來說是威權體制加上市場改革。過去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模式也依此策略創造了二次大戰後鮮明的經濟成績。但中國道路並不同於東亞。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就認為,中國模式更接近拉美發展模式,而非東亞,因為前者是在成長過程帶來巨大不平等,後者是相對比較平等。

經濟策略之外,中國模式的辯護者主要的核心關懷是政治。「中國大趨勢」作者奈斯比為中國發明了「垂直式民主」理論,說中國模式結合由上而下的政府指導和由下而上的公民,而不同於西方的「水平式民主」。主編兩本中國模式專書的北大學者潘維則認為中國政治模式的主要支柱是民本主義,是無私先進的執政黨,並認為這種模式更能照顧人民利益。捍衛者們也強調當前的「國進民退」趨勢,以及低工資、低福利是正確的。潘維說:「我國實行低稅率和較少的勞工保障乃屬必然,符合我國人民勤勞自強,不依賴也不信任政府福利的習慣。」

但是,當年輕的工人們縱身跳下富士康的高樓時,他們顯然是對這句話表達最悲悽的抗議。且就在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震撼全球時,廣東佛山本田汽車的工人正在進行罷工,而河南平綿紡織集團的工人已經從五月下旬持續罷工到六月初。這還只是2010年至今超過十起罷工抗爭的部份。

此外,五月二十五日,長沙市一名五十六歲的退休職工因拆遷問題在居住內自縊身亡。一個月前,峨眉山市四名村民自焚身亡。這只是中國今年因為拆遷問題自殺身亡的最新案件而已。房屋拆遷、土地徵收導致的政府與民間衝突已經是中國當前主要的激烈矛盾。

這些抗爭與鎮壓、矛盾與衝突,說明了中國模式的虛幻。

中國模式固然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長,卻也累積了多重的社會矛盾:極為嚴重的貧富不均、權貴資本主義支配正常市場運作、對弱勢者的壓迫等等。因此,農民因為抗稅、土地被徵收,工人因為被下崗、工資拖欠,市民因為房屋拆遷或者環境污染等等所造成的群體性事件,每年有將近十萬件。中國正在燃燒。

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打壓這些維權運動,騷擾或壓制民間組織,對批評政府政策者控告誹謗或甚至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起訴。地方政府則以「維穩」(維護穩定)之名鎮壓憲法保障的民眾上訪權。官方資料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將的增幅又將近一成,實際金額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接近國防開支。

研究群體性事件的知名中國學者于建嶸強調,現在的中國是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制度與法律的穩定,而是用國家暴力和社會控制維持的穩定。但這種穩定不可能持久,可能會使得中國走向動盪。

近來北京清華大學學者也發表一份名為「維穩新思維」的報告,強調中國陷入一個「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所以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報告最後建議建立幾種機制來解決矛盾:資訊獲取、利益凝聚、意見表達、利益協商、群眾施加壓力等機制。然而,這不都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基本要素?

中國當然不需要跟隨西方的道路,雖然,所謂的西方式民主和資本主意其實有各種制度組合,並有不同的社會後果。但是拒絕民主、社會正義、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說詞,事實上只是為了幫助統治者鞏固政治權力。如果中共和中國模式的啦啦隊們繼續無視於中國的各種矛盾,只願活在自滿的虛幻樂園中,那麼中國模式可能將逐漸崩塌。

Ψ



馬政府的期中民主診斷

日期:2010-05-26      

處:財訊 347

 

作者:陳尚志/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日前「台灣守護民主平台」遴選出馬政府兩年執政的十大民主事件。歸納分析這些事件,顯示馬政府的民主運作已出現「民主問責不足徵候群」和「完全授權迷思徵候群」兩大問題。

「民主問責」指的是政治人物和權力機關應該對選民或其他機關的詢問,負有說明的義務、並為他∕她∕它的行為和決策承擔責任。提到「負責」,一般可能會立刻聯想到道歉或下台,不過,道歉和下台通常只是後果,真正的民主問責其實是一個不斷處於進行式的「詢問—說明—獎懲」過程。在此過程中,政治人物和權力機關的主要義務是「說明」,而說明必須包含兩個基本元素:提供「充足資訊」和提供「辯護理由」。民主制度中最珍貴的理性討論和公共審議,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產生。但很顯然的,馬政府兩年來的施政相當忽略這項民主義務。政府對十大事件的處理,大多不願意向公民社會提供透明、充分的資訊,並以政令宣傳取代應有的公共討論。

依對象的不同,民主問責有兩個面向:垂直面向如前述選民對政客的控制,水平面向則是各權力機關之間的相互問責與制衡。對於後者,馬政府的表現更是令人擔憂。在中科三期爭議中,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已先後撤銷中科三期的環評決議,並駁回環保署的上訴,判決確定。但行政機關不但不願停工,環保署甚至刊登廣告批評法院判決,行政權藐視司法權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在國人最關心的兩岸事務及ECFA協商上,更可發現立法權嚴重的萎縮:不僅十二項兩岸協議和金融MOU迄今未經立法院實質審議而自動生效,相關的三百餘項行政命令立法院也只審查或備查了十四項。無論這是行政權刻意迴避國會監督、還是立法院怠惰導致「國會監督失靈」,馬政府中行政權獨大、機關之間監督制衡機制失衡的問題,似乎相當嚴重。

台灣的選民並非沒有民主問責的觀念,事實上,從總統選舉政黨輪替和最近幾次立法委員補選的結果看來,一般選民多少具備「以選票懲罰政績不佳者」的態度。不過,這樣的心態看起來是將問責的對象指向政黨,這會導致兩個問題:第一、政黨之間的制衡原本是內閣制的產物,但台灣目前的三權分立,政府機關之間應有的相互檢查、核對及權力平衡機制,容易被「政黨抗衡」的觀念沖淡。另外,民主國家內的政黨,按理應是良性競爭關係,但政黨抗衡的觀念,則多少會讓選民及朝野政黨,將機關之間的問責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徒然加深分裂對抗的色彩,對民主的長遠發展不利。

第二、以選票懲罰政客的觀念固然正確,但若過於強調,不但容易忽略民主問責應有的審議過程,更可能導致一種「完全授權迷思」。這項迷思認為,既然選民可以每四年用選票決定政客的去留,則四年任期中不妨讓政客自由發揮權力。稱之為「迷思」,是因為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念:這項說法如果成真,選民和政客之間的關係以及民主生活,都將只剩下四年一度的投票。我們卻認為,民主應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選民隨時有詢問、監督政客的責任,政客和政府機關則隨時有提供資訊和說明的義務。很不幸的,馬政府官員似乎深陷於此迷思,相信過半的選票已賦予其一張空白的授權書,四年之中不需要對選民、公民社會、甚至國會要求民主審議的聲音太過理會。從法務部突然執行四個死刑、美國牛肉進口、及行政中立法等爭議中,都可以看到這個迷思所引發的行政權專擅。

造成這些民主病徵的原因,除了馬政府的作為與心態,還牽涉到台灣在制度面向和政治文化上的問題。

憲政制度的不完善是根本的原因之一。台灣特殊的雙首長制,造成行政、立法關係不清,總統、行政權的關係也不明,機關之間的問責機制自然難以建立。馬政府以總統兼任黨主席、任命親信擔任秘書長的做法來面對此制度性問題,雖讓權力運作一時較為順暢,卻也犧牲了釐清機關之間民主問責關係的機會。它同時帶來嚴重的副作用:行政決策淪為小圈子的黑箱作業、作風獨斷傲慢,更嚴重的是,行政權專擅可能侵犯人民的權利。

在政治文化層面,我們則對是否因「威權文化復辟」而導致民主問責不足,感到憂心。在十大事件各項爭議的處理之中,政治人物經常發表違反民主價值、帶有威權思想的言論:馬總統對中國人權發展抱持正面評價、財政部長認同以統籌款分配懲罰不配合宣傳ECFA的縣市等等,都令人擔憂威權思考是否正在回朝。

當前台灣民主品質不佳,雖還沒有到達民主倒退的地步,但馬政府若不謹慎處理,未來當與中國因素、低度審議文化、和唯發展主義發酵,恐將引發巨大的不良民主「併發症」。當然,我們也在十大事件中看到正面、希望的因素:「公民社會參與」以及對「政府資訊公開」的要求,一方面讓這些事件成為爭議,另一方面也是改善民主品質的當務之急。

Ψ



綠色革命——經濟在地化

(原投稿標題:綠黨政治與經濟民主)

日期:2010-05-12     出處:財訊 346

作者: 彭渰雯/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這個月初(43052),來自亞太地區20多個國家約150位的綠黨代表及綠色政治運動者,齊聚天母會議中心參與第二屆的「亞太綠人聯盟會議」(Asia-Pacific Greens Network Congress[1]。大會通過的17項決議當中,對台灣頗為關鍵的一項,即為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以協助台灣參與國際氣候談判並接受規範。此外,大會也通過支持422才在玻利維亞落幕的第一屆「世界人民氣候變遷與大地之母的權利會議」的結論。該場會議明確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典範轉移的必要。同時更指出:如果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生產模式沒有改變,氣候變遷問題不會解決,大地之母也只有死路一條。

大會的另一個焦點是第二日上午的專題演講——由土瓦魯總理葉雷米亞(Apisai Ielemia),以及印度種子銀行的創辦人范達娜席娃博士(Dr. Vandana Shiva)同台對話。葉雷米亞總理代表的是氣候變遷的第一批受難者——目睹土地家園逐漸被淹沒的太平洋島國人民。在去年底丹麥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上,他嚴厲批判已發展國家及中國代表的敷衍,而被視為「哥本哈根英雄」。席娃博士則是世界知名的環境生態運動者,過去三十年來積極結合小農,抵抗跨國企業對土地與生物多樣性的剝削與侵害,鏗鏘有力地倡議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兩位國際環境政治的重量級人士在綠人會議上同台,足以看出全球綠色政治聯盟版圖的擴大。面對著資本主義貪婪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各種社會與生態環境惡果,跨國串連的綠黨,已經成為對抗全球化的體制內關鍵力量。

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會議的過程及成果,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幾乎不見報導,也反映出主流媒體對於全球綠色政治力量及反全球化運動的陌生或低估。這樣的陌生或低估,很大程度是台灣社會長期被右派意識型態支配的結果,卻也回頭繼續鞏固右派意識型態的壟斷位置。於是,在ECFA的辯論中,我們看到兩大黨的領袖及兩派學者專家,多半自限於「透過中國的自由貿易」或是「不透過中國的自由貿易」的選項中掙扎;「自由貿易」背後的經濟全球化邏輯——要追求自己的「比較利益」才能有「國際競爭力」——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前題。

然而,由兩位英國綠黨領袖麥克伍汀(Michael Woodin)和卡洛琳魯卡斯(Caroline Lucas)所著的《綠色全球宣言》,早就對於全球化隱含的「經濟的新殖民主義」提出解構與警告。他們指出所謂全球化,不外乎是方便跨國公司利用不同國家的不同社會(勞動)與環境標準,作為牟取其絕對利潤的來源,所創造出的全球性生產體系。「自由貿易」所欲去除的不只是關稅,而包括攸關勞工權益、環境保育、社會公平與糧食安全等一切民主政治應堅持的原則。一旦它們「影響競爭力」,就是自由化的障礙。企業隨時可以以「移往管制較寬鬆的地點」來威脅政府。政府被企業綁架,何來民主可言?

因此伍汀與魯卡斯主張以「經濟在地化」,作為取代全球化的經濟模式。經濟在地化是一場綠色經濟革命,它同時訴求經濟、環境與民主權力的重新分配。在地的、綠色的經濟發展有三項核心原則:一是尊敬在地自然體系的限度,不以環境破壞為經濟發展的代價;二是追求公平與正義,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應集中少數人身上、擴大貧富差距;三是必須受到民主的節制,在地經濟的發展方向不再由跨國企業與組織支配,人民能夠決定自己想要的經濟發展方向,並增加經濟利益公平共享的可能。

經濟在地化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國家經濟與自給自足的在地經濟,並且確保環境保育和草根民主的價值可以同時獲得實踐。有這樣的行動依據,台灣在面對氣候變遷、自由貿易等全球議題時,才可能在強權環伺的處境中,具備以小博大的戰略位置。關於進行這場綠色經濟革命需要什麼樣的條件,伍汀和魯卡斯在其專著中有詳細的介紹,此處不再贅述。然而,光是根據前述三項在地化經濟的原則,我們就可以清楚看見過去幾年來,政府為了擴大發展被認為有「比較利益」的所謂「高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輕易犧牲經濟在地化中不可或缺的農業、土地和水資源,無非就是在經濟全球化典範下遭企業綁架、棄守民主價值的印證。

在亞太綠人會議結束不久,全球綠人的網絡又傳來一封英國綠黨的好消息:前述《綠色全球宣言》的作者之一魯卡斯,也是英格蘭與威爾斯綠黨的領導人,在極不利小黨候選人的單一選區制下,仍於五月七日獲得歷史性的勝利,當選成為英國第一位的綠黨籍國會議員。這封簡訊,再次印證全球綠色政治力量的逐步茁壯,台灣的媒體、企業、政治人物和人民,該醒一醒了!兼顧經濟、環境與民主的發展模式,不是紙上談兵的烏托邦想像,而是解決地球免於災難與滅亡的唯一解方。Ψ


1「亞太綠人聯盟」是由亞太地區各國綠黨或「準綠黨」的綠色政治運動團體所組成的聯盟。它和歐洲、美洲、非洲等其他三個區域的綠黨聯盟並列,均是屬於「全球綠人聯盟」旗下的區域性平台。在亞太綠人聯盟當中,已經擁有綠黨籍國會議員的國家有澳洲(8席)、紐西蘭(9席)及蒙古(1席)。但若以全球的規模來看,迄2009年底,全世界已經有285席的綠黨籍國會議員。



〈辯論與民主化〉(日期:2010-04-28  出處:財訊 345 期)

 

顏厥安

 

當人們提到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時,大概一定會提到一九八六年的民進黨成立,八七年的解除戒嚴,九二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及九六年第一次總統民選等許多民主制度的實現,但是民主不是只有民主制度,還需要民主文化、民主生活、民主社會等許多更實質的力量來充實。

 

如果我們以這種更寬廣的角度來反省台灣的民主運動史,那麼對於重大議題的公開辯論,就是一種不能被忽略的民主重大事件與過程,雙英辯論也必須放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之下考察。

 

一九八七年不是只有在七月解除戒嚴而已,在該年的一月十六日,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趙少康與當時還是台北市議員的謝長廷,應《聯合月刊》的邀請,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公開的辯論。在尚未解嚴,也並沒有結束動員戡亂體制,當然蔣經國總統也還在位的時代條件下,兩位崛起中的政治新星竟然可以針對「台灣與中國的前途」這種敏感主題進行公開辯論,並且將辯論焦點集中在當時還可能以言論構成叛亂的「住民自決」議題,實屬異數。

 

這場辯論有兩個重要的民主意涵。第一,辯論不是提出主張而已,還必須提出各種事實、數據與分析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因此聽眾在辯論過程中可以得到各種資訊,辯論成了公民的資訊通路。第二,如果股東大會都要聽完董事會報告才議決,民主也不可能僅是投票了事,而是一種大型的「告知後同意」,必須透過資訊提供來喚起人民的意識,動員人民的思考。因此辯論也促進了民主的意識動員。

 

趙謝當年的重要辯論,雖然受限於政治與媒體環境,因此只能在有限的報紙與刊物當中閱讀,但是這場辯論已開風氣之先,公開辯論正式進入民主化的議程。從此以後政治人物的升級門檻,不但包括參與重要選舉,也包括參加重要辯論。如果九零年代是民主化的關鍵十年,這十年也同時是辯論普及化的年代。從九一年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制憲修憲辯論,到九八年拜耳設廠以及零二年八吋晶圓廠登陸辯論,各類辯論已成為民主生活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年也是全球化、資訊化與媒體化的十年。在這種發展下,不但公開辯論一定會透過電視或網路轉播直播,讓數百萬的人民可以及時收看,在議題的廣度與深度方面,更從台灣前途與自決這一類高政治性主題,擴展到環保或科技政策等高度知識性的爭議。

 

這次雙英辯論的主題ECFA,就是個既高政治性亦高度知識性的複雜爭議。對許多人來說,瞭解ECFA的知識門檻確實相當高。不過絕不可低估的是,台灣人民對於相關資訊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於參與決定的強大渴望。在這個堅定的人民「知/決」趨勢下,我有幾個延伸的分析。

 

第一,我們的民主體制,已經越來越顯現出無法因應此一民主文化趨勢的疲態。尤其在兩岸交流領域,這個憲政體制可說全無章法。國會對ECFA的審議,為什麼「還」需要馬英九掛保證呢?這難道不是憲法本身就明確要求的嗎?國會為何沒有權利召開具備公信力的聽證會呢?立委為何要不到所需要的資料,反而等到要舉行體制外辯論的時候,才由總統府送到中央黨部一批無用的剪報?這些體制上的缺陷,都是比ECFA或其辯論更嚴重的問題。

 

第二,兩黨都在操作某種「疑懼」的政治,民進黨強調對中國勢力的疑懼,國民黨則操作對台灣被邊緣化的焦慮。但是在「知/決」趨勢下,人民面對疑懼政治的最直接反應就是要公開發聲,表達憂慮與訴求。但是馬英九政府,不但仍以君師之姿來「宣導」「保證」,更以各種方式製造噤聲反對者的寒禪效應。因此在雙英辯論的公平表象下,其實是政府與受衝擊者極為不對等的發聲比例。不過民進黨同樣要面對邊緣化的焦慮質疑,提出在中國崛起下台灣的長期發展方案。否則疑懼政治也會反噬民進黨的前途。

 

第三,以這種趨勢來看,攸關兩岸關係制度建構的公投,恐已不可避免。一方面總統府在兩岸關係中的單邊主義,使得國會的民主監督地位日益低下,越來越不受到民眾的信任與尊重。代之而起的,當然是對公民投票日增的召喚與需求。另一方面無視中國巨大威脅,假裝天真的傾中路線,更會讓防衛性公投意識更加凸顯,屆時恐怕不僅是ECFA,而是帶有主權宣示意涵的公投都會成案。馬總統在結辯時對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強調,反而更像是一種警訊。

 

從民主的角度來看,一場菁英辯論的重要性不高。重要的是,人民作主的民主文化需求,是否能被比較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實現。台灣的問題又更加複雜,因為在中國的威權壓力與中華民國的危樓體制下,民主化已經呈現倒退危機。因此守護民主的公民社會力量,除了必須持續致力於檢視診斷各種民主病徵,嘗試提出改善之議,也必須進而共同思考台灣的願景何在。Ψ

 

顯示 0 個項目
財訊專欄「民主甲政經」
排序 
 
顯示 0 個項目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