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監事投書】杜文苓:以核不能養綠,台灣準備「共同承擔」核後果了嗎? - Taiwan Democracy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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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8日 星期日

【理監事投書】杜文苓:以核不能養綠,台灣準備「共同承擔」核後果了嗎?



以核不能養綠,台灣準備「共同承擔」核後果了嗎


◎ 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臺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圖片來源:路透社,轉引自聯合報鳴人堂)


前幾天看公投第16案的電視辯論,看到提案方鼓吹核能復辟,把核能講得像環境的救世主、在地震帶上穩如蓮花座、再生能源破壞生態,先汙衊蘭嶼人因為回饋金反核,之後的辯論又妄言以公投解救達悟族人,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核能科技究竟是不是讓大家安心、放心的能源選項?要考慮的層面其實很複雜,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有管理信任與價值層面的問題。換言之,大家對於核電適不適合在台灣發展,所考量的不會只有技術的成熟性,也會考量到台灣這塊島嶼的人文生態,包含了我們對這塊島嶼地質結構、生態水文的認識;台電過去的管理記錄、政府面對危機的處理能力的信任;以及分散型能源或集中型能源等社會對於能源技術選擇的開展與想像。


台灣的核電安全嗎?

從這些層面檢視核能在台灣的發展,每一項大概都可以指出一大串的問題與質疑;其他能源發展當然也不是沒有問題,但不像核電廠,一旦災害發生,短期內就難以復原(如福島、車諾比核災),核廢問題更是現在世界難解的題目。選擇這樣一個科技,先不談它集中大量發電的能源形式、幾近軍事化管理的組織安排等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核電安全」在台灣也早已有不少爭論,「核廢料」問題更是最難解的。

說實在,國家資源有限,如何更集中研發精力去開創與發展符合世界潮流、社會需求的能源民主科技,讓能源科技與社會民主能夠攜手前進,並努力解決新興科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應該是更值得大家投注的方向。

每每聽到負責核廢料的技術官僚提到「需要到地方好好疏通核廢安全性,以換取地方同意」,運作了幾十年卻仍然無功而返,我就會想,如果把這個力氣與經費放在推動地方再生能源發展,創建好制度讓大家可以從社區發電中謀求福利,會不會使這個社會更健康呢?


核廢料放誰家?

自有核能發電以來,核廢問題就不斷被提出質疑,到了核一即將除役,也還沒有個解方。擁核方認為核廢只要隔絕,帶回家放都沒問題。過去十年來,我有機會參與幾個核廢論壇公共審議討論會的規劃,「受核影響地區」的居民們討論熱烈,因為他們真真實實要面對核廢料,不管是低放(蘭嶼)、高放(新北、屏東),還有被設定為候選場址的台東與金門都是如此。儘管他們都很希望核廢料趕快從自己的家鄉運出去,但也很無奈地需要面對「不是你家就是我家」的困境,也質疑這對原本用電就不多,卻要承擔核廢料存放的地區不公平。

「回饋金」究竟是帶來地方長遠發展的福祉,或是加速社會分裂?這也有許多討論。但何以核廢選址總是要這些少用電、甚至不會用到核電的地區被迫面對,討論這個科技廢料的難題?而許多享用過核電好處的都會居民,卻能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不管核廢料能不能解決,還是繼續支持這樣的能源科技。這一切都讓人覺得相當錯亂。

辦了好幾場論壇,雖然參與討論的人都不太一樣,但相似的結論都是:核廢的處置選址,台灣社會應「共同承擔責任」。看似簡單的一句話,但如何改變一般都會區居民覺得自己跟核廢料無相關的看法呢?

如果,核廢料真的在技術上可以安安穩穩、毫無顧慮,那麼,何不讓全台灣依據科學地質地理條件,選出所有「可能安全」的場址,不再以「低人口密度」作為選址標準,而改以用電比例、節電效率等作為選址依據,迫使大家思考用電與承擔核廢的關連,這是不是一種「共同承擔責任」的制度設計?對於目前無解的核廢問題,解決之根源不完全在技術,正因為還有世代與區域環境不正義的問題,更需要集思廣益、細膩的程序與評估,來找出不會陷入弱弱相殘的解方。


誰在神化核能發展?

以核不會養「綠」。從核廢料難解的課題來看,核工業帶來的是一個「犧牲」的體系;過去經驗顯示,核能的運轉也沒有帶來空污或排碳的減量(空污的產生不只來自電業,還有其他產業),更不用提一旦發生核災對於生態環境的浩劫。掩蓋或淡化核能至今無解的問題,硬要放大部分再生能源開發破壞生態環境,來合理化(甚至神化)核能的發展,更是以偏概全、模糊焦點。

誠然,再生能源的發展不是完全沒有問題,但相關技術發展、管理、災害控制面向的彈性,以及配合社區能源自主、建構社區經濟支持體系的潛力,都比缺乏能源調度彈性與核廢無解的核能發電為佳。

16號公投案考驗我們的是要不要走回頭路,繼續在「擁核燒煤」與「非核減煤」的十字路口徘徊?或者,我們有更好、更聰明的選擇,在非核家園的道路上,尋找對生態、社會衝擊最小的方式,提高台灣再生能源比例,創造能源與地方發展共生的支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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