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監事投書] 醫治民主疾病的藥方 / 蘇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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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民主疾病的藥方

蘇彥圖/民主平台理事；澄社社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醫治民主疾病的藥方，是更多的民主。」許多人或許都聽聞過美國哲學家John Dewey的這句名言或者類似的說法（例如許信良版）。如果你認同民主的政治理念與生活方式，你或許也會跟我一樣，在初次得知這類說法的時候，感受到了某種教義般的信念召喚：現實的民主政治縱有缺憾，總能在持續深化的民主實踐中獲得療癒、救贖乃至重生——只要我們選擇了相信民主。這是一種真摯的政治信仰與真愛。民主也因此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去中心化弱化政黨

對不少人來說，這句話還指引了民主改革的基本方向：民主改革就是要追求「更多的」民主，而更多的民主，基本上不是意謂著決策群體的擴大（也就是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做成一項集體決策），就是要讓決策群體中的每一位成員，能夠行使更多、也更加平等的政治權力（例如讓一般成員可以更自由地設定政治議程，或者能夠在更多的選項間做出選擇）。

我們可以將這項孕生自近代普遍選舉權運動的古典改革理念，稱為「更多民主論」。在這項質樸有力的規範主張底下，現實民主制度的種種缺失，都可以歸因於「不夠民主」，而民主改革的處方也很簡單，就是要讓本來不夠民主的制度安排，變得更加民主。

更多民主論深刻地形塑了許多人的民主願景與制度偏好。在許多人眼裡，直接民主高於代議民主；比例代表型選制優於多數型選制；開放式的政黨名單好過封閉式的政黨名單；多黨體系強過兩黨體系；經由內部民主機制選任政黨的領袖與候選人，更是完勝寡頭鐵律下的密室政治。許多人如此認為，理由都是前者比後者——至少在某個意義上——來得更民主。由於更多民主論已經斷言民主是愈多愈好的，民主改革者往往只要論證某項改革方案比起現制更為民主就可以了，其他則是多慮。

在更多民主論的指引與驅策下，當代憲政民主國家的許多政治制度環節，都變得比往昔更加民主了。弔詭的是，更多的民主往往非但沒有讓民主振衰起敝，反而還讓民主的體質變得更加孱弱，甚至可能升高了威權民粹顛覆民主的憲政風險。川普之所以能從一個以散播陰謀論起家的政治邊緣人，在短短幾年內擊敗共和黨的建制派群雄，進而一躍成為美國總統，相當程度上便得力於美國兩大黨總統提名制度自1970年代以來的民主改革。

這項追求更多民主的政黨制度變革，大幅弱化了政治菁英的同儕審查，而在初選競爭者眾的情況下，獲有少數鐵粉強力支持的民粹領袖，將更有機會脫穎而出。類似的道理，毋寧也可以部分解釋韓國瑜的初選出線。讓一些更多民主論者感到不安、懊悔的近例，或許還包括了英國的脫歐公投（Brexit），以及台灣2018年《公投法》修正後爆發的公投大戰。

問題出在哪裡？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檢討美國政治改革的專書，美國學者Bruce Cain首先將問題指向更多民主論所無法克服的授權弔詭（the delegation paradox）：由於改變不了一般公民參與政治的意願、資源與能力等條件，追尋更多民主的制度改革，其實只能轉移政治授權到不同的政治代理人，而無法解消代議、還權於民。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與Ian Shapiro這兩位耶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負責任的政黨》一書，更是火力全開地批判了更多民主論所引導的多項去中心化改革，就像是無效甚至有害的放血療法。

民主更多不如更好

他們認為，健康的民主需要大而強健的政黨，可是許多民主改革卻背道而馳——它們反而使得政黨更加虛弱，進而導致民主政治的結盟與競爭，愈趨狹隘或短線。在許多民主國家的政治日趨極化與零碎化的今日，這兩位教授的分析洞見，非常發人深省。

民主是一個由許多單元組成的複雜政治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更多有可能是更少的，更多也未必更好。相信民主、堅持民主的改革者需要改變一個觀念：醫治民主疾病的藥方，不是更多的民主，而是更好的民主。為了我們所相信的民主，我們無疑必須對民主改革的願景與方案，做更深刻的思辨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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